民國110年高考三級一般行政政治學考古題

民國110年高考三級一般行政政治學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官方資料

Herbert A. Simon 研究政府組織決策行為，提出「有限理性模型」（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請說明有限理性模型的意涵。（25 分）

一、理論背景與意涵：Simon 批判傳統「經濟人」具備完全資訊與無限計算能力的假設，主張實際決策者為「行政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指決策者受認知能力、資訊取得、時間與成本限制，無法窮盡所有方案與後果，只能在此限制下追求「夠好」的選擇，而非理論上的最優解。
二、核心命題：決策者的注意力與記憶有限，目標與價值常相互衝突且模糊，備選方案無法完整列舉，後果亦具不確定性。因此決策並非一次完成的極大化計算，而是搜尋、比較與調整的過程；當方案達到抱負水準（aspiration level）時，即以滿意化（satisficing）停止搜尋。
三、組織的角色：Simon 區分程式化與非程式化決策，並指出組織透過分工、權威、標準作業程序、溝通與訓練，提供成員「決策前提」，以降低認知負擔。此種安排可提升效率與一致性，但也可能形成部門偏見、資訊扭曲與路徑依賴，使組織理性不等於整體理性。
四、評價與政策啟示：有限理性模型較貼近行政實務，修正全面理性模型的空想性；批評者則認為滿意化標準不易操作，且忽略權力、利益與政治協商。政策上宜強化資訊公開、多元諮詢、實驗與階段檢討、獨立評估及課責機制，以在有限認知下改善決策品質。

在現代社會中，「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益發重要。請說明政治傳播的幾項要素。（25 分）

一、定義與基本模型：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指政治行動者藉由符號與媒介，向閱聽眾傳遞政治訊息，並引發認知、態度或行為效果的過程。Lasswell 的「誰、說了什麼、經由何種通道、對誰、產生何種效果」五要素，可作為分析架構。
二、傳播者與來源：包括政府、政黨、候選人、民意代表、媒體、利益團體、社會運動及一般公民。傳播者的可信度、專業性、立場與資源，會影響訊息被接受的程度；政府發言與政黨廣告即屬典型。
三、訊息與符號：訊息涵蓋政策主張、意識形態、候選人形象、價值訴求與情感召喚。傳播者透過框架（framing）、議題設定、語言修辭與視覺符號進行編碼，閱聽眾則依既有認知解碼，可能產生落差。
四、媒介與通道：包括報紙、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以及網站、社群平台、通訊軟體與人際網絡。不同媒介在速度、觸及率、成本、互動性與篩選機制上各異；演算法與同溫層會影響資訊多樣性。
五、閱聽眾、回饋與干擾：閱聽眾具選擇性暴露、選擇性理解與選擇性記憶，並可能經意見領袖形成兩級傳播。民調、收視率、網路聲量與選票構成回饋；假訊息、噪音、極化與媒體偏見則干擾傳播效果。

何謂「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普特南（Putnam）在《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一書中，對美國「公民社會」最近的發展有那些重要的發現？（25 分）

一、公民社會的意涵：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指介於國家、家庭與市場之間，由人民自主結社、志願參與所形成的公共領域與組織網絡，包括非政府組織、社團、工會、宗教團體、社區組織與社會運動。其特徵為自主性、公共性、多元性與網絡性。
二、理論功能：公民社會可培育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即信任、互惠規範與合作網絡；亦可促進公共審議、表達多元利益、監督國家權力、提供公共服務與促進民主穩定。Putnam 即以社會資本解釋制度績效與民主運作。
三、Putnam 的研究發現：在《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中，Putnam 以美國長期調查資料指出，投票、政黨參與、工會、教會、社團、志工與鄰里交往等公民參與明顯衰退；人際信任與互惠規範亦減弱，社會資本呈現流失。
四、象徵與解釋：保齡球由組隊參賽轉為獨自打球，象徵個人化休閒取代集體結社。Putnam 主要歸因於世代交替、電視與休閒私人化、郊區化與通勤、女性勞動參與及時間壓力；但他也承認環保、非營利與網路動員等新型參與可能興起。
五、批評與政策啟示：批評者質疑測量指標、因果推論及忽略不平等、國家角色與衝突性團體。政策上可透過社區營造、志願服務、公共空間、公民教育與數位參與，協助重建水平信任與合作網絡。

在投票行為研究中，理性選擇途徑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亦即「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請敘述這個概念，並分析那些選民比較可能依據這個因素投票。（25 分）

一、概念界定：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指選民依據現任者或執政黨過去的施政績效，決定是否繼續支持，形成「獎賞或懲罰」的投票行為。其判斷對象是已發生的事實，而非候選人未來政見，故又稱績效投票。
二、理論基礎：理性選擇途徑認為，選民蒐集完整資訊的成本高昂，遂以過去績效作為廉價資訊捷徑，進行委託代理式的課責。選民若滿意經濟、治安、福利等表現，較可能支持執政者；若不滿意，則轉而支持挑戰者。
三、較可能依此投票者：政治知識有限、政黨認同薄弱的中間選民與游離選民，最可能使用回溯性捷徑；直接感受失業、通膨或地方服務品質者，亦較易依績效投票；若選民認為政府應負責且有能力改善，責任歸屬清楚時，效果更明顯。
四、較不可能依此投票者：政黨認同強烈、意識形態鮮明或資訊充分的選民，較可能依前瞻性政策與價值投票；在多層治理或聯合政府下，責任歸屬模糊，選民難以判定誰應負責，回溯性投票的影響亦會減弱。
五、限制與啟示：選民可能錯誤歸因、短視近利或受媒體框架影響，導致獎懲失準；執政者也可能偏好短期可見的政策。制度上宜提高財政與施政資訊透明度、明確權責、強化政策評估，以增進選民課責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