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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0年 地方三等 財經廉政 社會學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何謂「社會學的想像」？請用社會學的想像分析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下有那些社會群體可能面臨什麼樣的困境，請列舉至少四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是由 C. Wright Mills 在 1959 年同名著作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指的是個人能夠把自身的傳記與處境，連結到更大的社會結構與歷史脈絡，進而理解個人煩惱其實往往鑲嵌在公共議題之中。其關鍵在於區分「個人困擾」（personal troubles）與「公共議題」（public issues）：前者發生在個人生活範圍與直接環境，後者則涉及制度安排與社會結構。 二、Mills 認為社會學的想像力包含三個要素：歷史（history）、傳記（biography）與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研究者必須追問：這個社會的整體結構為何？它在歷史中處於何種位置？在此社會中的人具有何種性格、經歷何種人生？因此，社會學的想像是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也是一種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能讓人跳脫「責怪個人」的解釋，轉而看見制度性的成因。 三、以新冠肺炎（COVID-19）為例，第一類困境群體是醫護與清潔、保全等一線工作者。他們承受高暴露風險與防護物資不足，卻常被要求共體時艱；這並非個人衛生習慣問題，而是勞動體制、醫療資源配置與職業安全制度長期不足所導致的結構性風險。 四、第二類是女性。停課與居家工作使無酬照顧與家務負擔大幅加重，許多女性被迫退出勞動市場，形成所謂「女性衰退」（she-cession）；同時，家庭內的性別暴力通報量上升。這顯示疫情並非中性事件，而是放大了既有的性別分工與親職責任的不平等。 五、第三類是兒童與青少年。遠距教學暴露了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偏鄉、低收入與原住民家庭缺乏設備與網路，學習進度落後；缺少學校的營養午餐與輔導支持，也使弱勢學童的處境更加惡化。第四類是移工、街友與非典型就業者：移工宿舍群聚感染、無法居家工作、缺乏病假保障；街友難以維持社交距離；外送員與部分工時者則面臨收入中斷與保障不足的困境。 六、以社會學的想像觀之，這些困境的共同結構成因包括：勞動市場的彈性化與保障不足、性別與照顧體制的失靈、數位與空間資源的不均、以及社會安全網的覆蓋缺口。政策上應強化職業安全與病假給付、普及照顧公共化、縮減數位落差，並建立以弱勢群體為對象的差別性支持措施；同時應避免將結構性問題個人化、汙名化特定群體。
何謂社會階層化？依據韋伯身分團體的看法，如何用社會經濟地位指標
來測量一個社會的不平等？（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是指社會中具有價值的資源（財富、收入、權力、聲望、教育、健康、居住）在人群之間呈現不均等分配，並形成相對穩定、上下層級化的社會結構。其核心特徵包括：普遍存在於各社會、具有世代傳承性、被制度與文化所正當化、以及各層級在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上呈現差異。 二、馬克思（K. Marx）以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區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主張階層源於經濟剝削；涂爾幹（É. Durkheim）則關注職業分化與有機連帶；而韋伯（M. Weber）提出多面向的階層觀，認為權力與不平等分散於經濟、社會與政治三種秩序之中，這是測量不平等的重要理論基礎。 三、韋伯以「階級」（class）、「身分團體」（status group，德文 Stand）與「政黨」（party）三概念來分析。階級屬於經濟秩序，依市場情境與生活機會劃分；身分團體屬於社會秩序，依聲望、生活方式、消費模式與社會交往的封閉性（social closure）形成，成員間具有榮譽感與相互認同；政黨則屬於政治秩序，是爭取權力的組織。韋伯強調，身分團體不一定與階級重合，例如同樣收入者可能因教育、族群或文化品味而形成不同的身分群體。 四、就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指標而言，一般以教育年數、職業聲望與所得或財富三項為核心。測量方式包括：以 Duncan 的社經地位指數（SEI）或 Treiman 職業聲望量表衡量職業地位；以家戶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所得比與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衡量所得分配不均；以教育年數、就學率與代間教育流動表衡量教育機會；並可輔以主觀階級認同、健康指標與居住品質等。 五、若欲測量整體社會的不平等，可採多重指標並行：一是分配面（所得與財富的吉尼係數、最高百分之十所得占比）；二是流動面（代間所得與職業流動率、社會流動表）；三是身分面（職業聲望評價、社會距離量表、生活方式與消費指標）；四是機會面（教育機會不均度、健康與預期壽命差距）。單一指標容易失真，宜交叉檢證。 六、以韋伯的身分團體觀點測量不平等，其限制與啟示在於：第一，SES 三指標難以捕捉聲望與文化資本的獨立效果；第二，家戶與個人層次不可混用，家庭規模與性別分工會影響測量結果；第三，非貨幣資源（社會資本、健康、居住安全）常被忽略；第四，跨國比較時職業分類與物價水準差異需調整。因此宜採「階級、身分、權力」三軸並行的測量架構。
在英國舉行的COP26 氣候峰會熱烈討論全球極端氣候的問題，要求各
國合作對抗地球暖化的現象，其中涉及環境正義。何謂環境正義？請舉
例說明之。如何思考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環境正義問題？（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是指任何群體都不應因其種族、族裔、所得、階級、性別或地區，而承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與污染；同時，這些群體有權平等參與環境決策，並獲得補償與修復。此概念源於 1980 年代美國的環境抗爭，如北卡羅來納州華倫郡（Warren County）反對有毒廢棄物掩埋場，以及 1987 年聯合基督教會（UCC）《有毒廢棄物與種族》報告所揭示的環境種族主義（environmental racism）。 二、環境正義的內涵可分三個層面：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指環境負擔與利益的公平分配；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指受影響者有充分的資訊、參與與表達意見的機會；承認正義（recognition justice），指尊重不同群體的文化、知識與生活方式，不將其貶抑為落後。晚近並加入修復正義與能力建構，強調補償與培力。 三、舉例而言，台灣麥寮六輕石化園區周邊居民長期承受空氣污染與健康風險；彰化、桃園等地曾出現農地遭重金屬或工業廢水污染；RCA 桃園廠的土壤與地下水污染造成員工與居民健康損害；蘭嶼達悟族被安置核廢料，涉及族群與離島的雙重不正義。國際上，全球南方的電子廢棄物拆解區、跨國企業的污染轉移，以及氣候變遷下的小島嶼國家，都是典型的案例。 四、在全球氣候變遷的脈絡下，環境正義須正視「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第一，歷史責任與當前排放的不對等，工業化國家累積排放最多，卻要求開發中國家同步減碳，因此《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確立「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BDR）原則；第二，氣候災害的承受者往往是排碳最少的貧困國家與社群，形成「氣候債務」與氣候難民問題。 五、COP26 的重要進展包括：確立「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對話機制、完成《巴黎協定》第六條碳市場規則、推動「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以保障煤礦與高碳產業勞工，以及倡議逐步淘汰燃煤。然而，已開發國家每年一千億美元的氣候融資承諾仍未完全落實，顯示程序正義與分配正義仍有落差。 六、思考架構上，可從四問著手：誰排放最多（歷史與人均排放）？誰承受最多（暴露度與調適能力）？誰參與決策（程序代表性）？誰負擔成本（融資、技術移轉與補償）？政策工具包括碳定價與碳稅、氣候融資與綠色基金、跨國技術移轉、在地調適計畫、以及保障弱勢與勞工的公正轉型基金。限制在於國家主權與經濟競爭使責任分攤難以強制，且「正義」的判準涉及歷史責任與能力原則的權衡，故須以透明、參與及可課責的制度設計來落實。
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每小題5 分，共25 分）
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性別歧視（sexism）
世俗化（secularization）
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指社會中人們互動所形成的相對穩定、可辨識的關係模式，包括地位與角色、群體、組織與制度等要素。它一方面限制行動者的選擇（具制約性），另一方面也經由日常實踐被持續再生產。分析層次上可分微觀（角色互動）與巨觀（階級、族群、性別體制、國家制度），是社會學區別於心理學的關鍵概念。 二、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指社會促使成員遵守規範、維持秩序的機制。可分為內在控制（透過社會化將規範內化為良心與自我約束）與外在控制（透過獎賞與懲罰的制裁）；亦可分正式控制（法律、警察、法院、學校與企業規章）與非正式控制（輿論、風俗、嘲笑、排斥）。涂爾幹強調集體意識的功能，Hirschi 的社會鍵理論則以依附、承諾、參與與信念解釋順從行為。 三、性別歧視（sexism）：指基於性別而產生的偏見、刻板印象與差別對待，使特定性別在機會與資源上處於不利地位。可區分為個人層次的態度歧視與制度層次的結構歧視，後者表現在性別職業隔離、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照顧責任不均與性別暴力等。其成因包括性別角色社會化、勞動市場制度設計與文化評價體系。 四、世俗化（secularization）：指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相對下降的過程，表現在政教分離、宗教權威退位、宗教實踐參與率下降，以及宗教由公共領域退居私人領域（宗教私人化）。其動力常與理性化、科學發展、都市化與多元主義有關；Berger 指出世俗化會帶來多元競爭，並引發宗教團體的「反世俗化」回應。惟亦有論者以宗教市場論與「去世俗化」現象質疑其單線性預設。 五、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興起於 1970 年代，用以解釋社會運動的產生與成敗，主張運動能否出現與持續，關鍵不在於怨恨或相對剝奪感的強弱，而在於可動員的資源多寡與組織能力，包括金錢、人力、專業技能、媒體近用、組織網絡與政治機會結構。代表人物如 McCarthy 與 Zald，其後並與政治過程論、框架理論（framing）及新社會運動理論相互補充，強調運動的理性策略與組織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