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一般行政 公共政策考古題
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一般行政 公共政策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在公共政策制定或執行的過程中，有學者認為，相較於其他種類的利益團
體（interest groups），企業或商業團體一般而言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請問
可能的原因為何？請列舉三個可能的原因說明之。此外，在某些情況下，
某一個或某些企業或商業團體則可能不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請您列舉一
種可能的情況並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係指具有共同利益、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組織；企業或商業團體通常指商會、產業公會、個別大型企業及其遊說組織。其影響力並非絕對，而是取決於議題、制度與政治環境；相較於消費者、勞工或環保團體，企業團體常因掌握經濟資源與政策所需資訊而居於優勢。
- 二、結構性權力與經濟依賴：政府高度依賴企業投資、就業與稅收，企業的投資、設廠、遷廠決定會影響地方經濟與選票。即使企業不直接遊說，決策者也會預先考量其反應，形成「預期性影響」；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稱此為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特權地位」（privileged position）。
- 三、資源與組織優勢：企業團體擁有較充足經費、專業遊說人員、法律與會計顧問、媒體資源及政治獻金能力；商會與產業公會可提供選擇性誘因，克服集體行動困境。相較於人數眾多但資源分散的消費者或勞工團體，企業更容易持續動員、建立長期關係。
- 四、資訊與制度接近：企業掌握產業技術、成本與市場資訊，常被邀請參加諮詢委員會、公聽會與法規研商；透過「鐵三角」（iron triangle）、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與旋轉門，企業可影響問題界定與政策工具選擇，甚至形成管制俘虜（regulatory capture）。
- 五、企業影響力受限的情況：當企業內部利益分歧、缺乏統一組織，且議題涉及高度公共健康或環境風險、引發居民與環保團體強烈動員、媒體高度關注與選舉問責時，地方政府可能為爭取中間選民而嚴格執法。例如某地方污染產業要求放寬排放標準，但居民抗爭與食安、空污爭議升高，政府反而加強稽查；此時該企業的影響力即相對有限。
青年就業問題是政府關切且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之一，假設政府想要透
過開設程式設計訓練班來緩和青年就業問題，因此在不同的縣市，都開設
相同的訓練班來培訓有志青年，為了評估該班之影響，政府蒐集了該班在
不同縣市的相關資訊。假設資料顯示A縣市的訓練班有220人報名，但因
只有100個名額，因此錄取了100人，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後，有98人結訓，
有78人在結訓後兩個月獲得工作。B縣市同樣有100個名額，結果有150人
報名，錄取100人，在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後，有97人結訓，52人在結訓後
兩個月獲得工作。請問：
從影響評估的角度來看，您認為那一個縣市的職業訓練班對於參加者有
較大的影響？請列舉兩項您認為可能的原因或理由並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影響評估（impact evaluation）區分產出（output）、結果（outcome）與影響（impact）：結訓人數屬產出，結訓後就業屬結果；真正的影響是參與者相對於「未參加訓練」之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差異。常用指標為平均處理效果 ATT＝E(Y₁|D＝1)－E(Y₀|D＝1)，其中 D 為是否參訓、Y₁ 與 Y₀ 分別為參訓與未參訓時的就業結果。
- 二、依題目資料計算：A縣市結訓率＝98/100＝98%，錄取者就業率＝78/100＝78%，結訓者就業率＝78/98≈79.6%；B縣市結訓率＝97/100＝97%，錄取者就業率＝52/100＝52%，結訓者就業率＝52/97≈53.6%。A縣市在結訓率、就業率及結訓後就業轉換率均高於B縣市，兩地就業率相差26個百分點。
- 三、判定規則與限制：若僅比較觀察到的就業結果，就業率越高者粗效果越大；但此判定需假設兩縣市參與者除參訓外，其就業能力、勞動市場條件與動機相近，且無選擇偏誤。題目未提供未參訓對照組、參訓前就業狀況、隨機分派或配對資料，亦無成本資料，故真正的淨影響與成本效益無法識別，題目資料缺漏，無法得出唯一數值；只能說在既定假設下，A縣市的觀察結果較佳。
- 四、可能原因一：A縣市方案執行品質與就業媒合較佳。其結訓率達98%，且78人於結訓後兩個月內就業，顯示課程設計、師資、證照輔導、廠商合作與就業服務較完整；B縣市雖結訓率相近，但就業轉換明顯較低，可能是產學連結不足、職缺媒合不足或訓練內容與市場需求落差。
- 五、可能原因二：A縣市參與者組成與地方勞動市場較有利。A縣市220人競逐100個名額，錄取率約45.5%；B縣市150人競逐100個名額，錄取率約66.7%。A縣市篩選較嚴格，參與者可能動機較強、基礎能力較高；若當地就業機會較多，就業率也會較高。惟此屬選擇效果與環境效果，不能全歸因於訓練本身；欲確認因果影響，應採實驗或準實驗設計。
依據學者在拉丁美洲中許多城市的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在不同城市的
街道上，大多是由中低收入戶所營運的違法商家或攤販，雖是這些中低收
入戶的主要收入來源，但也造成街道髒亂等的外部性，容易引起一般民眾
及中產階級者的不滿。政府有制定相關的管制法規，但不同地方政府對於
違法商家或攤販的執法程度或稽查強度是不同的，請您從政策執行或分
配政治的角度來分析：列舉四項可能影響地方政府執法或稽查強度的因
素並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違法商家與攤販常屬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涉及街道占用、環境衛生與交通秩序等外部性；地方政府是否取締，取決於政策執行能力與分配政治。執法強度可理解為稽查頻率、裁罰比例、勸導與強制拆除的組合；不同城市因財政、政治聯盟與官僚誘因而出現差異。
- 二、地方財政與行政量能：稽查需要人力、經費、車輛、資訊系統與法律支援。財政困難或編制不足的城市，常只能被動處理檢舉，難以主動巡查；即使法規完備，若中央立法未提供足夠財源，形成「未編列經費的授權」（unfunded mandate），執行強度自然偏低。
- 三、選票結構與侍從主義（clientelism）：攤販可能是地方政黨或派系的動員網絡，提供選票、動員與政治獻金；地方首長為爭取連任，可能在選舉期間放寬取締。反之，若中產階級與商家選民壓力較大，政府則可能提高稽查。這種「分配政治」使執法成為選擇性提供利益的工具。
- 四、利益團體動員與社會壓力：攤販協會、商會、社區組織、環保與消費者團體的組織能力與聯盟關係，會影響執法成本。當攤販團體能發動抗議、陳情或罷市，政府可能顧慮社會穩定而採軟性勸導；當居民與媒體強烈關注髒亂、食安或交通，政府則有誘因加強取締。
- 五、官僚誘因、腐敗與問責：基層稽查人員（street-level bureaucrats）擁有裁量權，若薪資偏低、監督不足，可能收受賄賂或選擇性執法；反之，若建立績效考核、政風查核、資訊公開與民眾評分，執法強度較能維持。腐敗會使法規形同具文，也會削弱政府正當性。
- 六、政策工具與改善方向：可透過增加地方稽查補助、跨局處聯合稽查、建立攤販登記與輔導轉型、設置集中營業區、公開裁罰資訊及引進社區參與等方式，兼顧生計與公共空間秩序；但若只提高罰則而未處理替代生計，執法阻力仍大。
有些學者們認為在實務上，以全面理性的方式來分析公共政策是不可能
的，請列舉五項可能的原因或理由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全面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或稱理性廣博模型）假定決策者能界定單一目標、列出所有替代方案、蒐集完整資訊、預測所有後果，並依成本效益排序。但公共政策面對多元價值、不確定環境與集體選擇，實務上難以滿足這些條件，故學者多主張以有限理性、漸進主義或混合掃描（mixed scanning）等途徑替代。
- 二、認知能力有限：Simon 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指出，人的注意力、記憶與計算能力有限，無法處理龐大資訊；決策者常依經驗、捷徑或滿意化（satisficing）而非最大化。政策問題又常具模糊性，決策者只能簡化問題，難以進行全面分析。
- 三、資訊不完整與未來不確定：政策後果具有長期性與溢出效果，決策時常缺乏可靠數據，也無法預知經濟、科技與社會變遷。因果關係不明、資料品質不一，使決策者難以枚舉所有方案與精確計算成本效益；在不確定下，只能依情境假設與風險判斷。
- 四、時間、資源與分析成本：全面分析需大量人力、經費與時間，但政策往往有急迫性與期限壓力；分析本身也有成本，過度分析可能錯失時機。實務上常見預算限制、幕僚不足與資料取得困難，決策者因而採取漸進調整（incrementalism），以上年度預算或現行方案為基礎微調。
- 五、目標與價值衝突：公共政策涉及效率、公平、自由、安全與環境等多元價值，這些價值難以通約，也沒有單一效用函數可加總。不同團體對問題界定與優先順序不同，決策往往是協商、妥協與政治交換的結果，而非客觀的最適化計算。
- 六、政治與制度約束：選舉周期、政黨競爭、利益團體、中央地方分權、官僚慣性與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都會限縮決策空間。即使分析找到最佳方案，若缺乏政治可行性、預算支持或法制基礎，也難以採用；因此政策制定常是「政治理性」與「技術理性」的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