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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客家事務行政 公共政策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在公共政策制定或執行的過程中，有學者認為，相較於其他種類的利益團
體（interest groups），企業或商業團體一般而言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請問
可能的原因為何？請列舉三個可能的原因說明之。此外，在某些情況下，
某一個或某些企業或商業團體則可能不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請您列舉一
種可能的情況並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企業或商業團體影響力較大的背景：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是多元利益競逐的過程，企業或商業團體通常擁有較多資源、較強組織能力，並與決策者維持長期互動，使其在議程設定、法案遊說與行政協商中占有優勢。以下從資源、結構依賴與接近決策者三個面向說明，並討論影響力受限的情形。 二、資源優勢與集體行動能力：企業掌握金錢、專業人力、法律與會計資源，能長期設置遊說辦公室、委託研究、刊登政策廣告，並在合法範圍內以政治獻金或競選支持影響選舉。相較於分散的消費者或勞工，企業數目較少、利益集中，較容易克服搭便車（free-rider）問題，形成組織化的壓力團體。 三、結構性權力與經濟依賴：政府高度依賴企業投資、就業、稅收與經濟成長，企業因而具有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當政策可能增加成本或降低利潤時，企業可透過投資遞延、產能外移或裁員威脅，讓政府預期經濟後果而自我節制；這種不需實際遊說即可發揮的影響力，往往比其他團體更強。 四、接近決策者與資訊優勢：企業常透過產業公協會、智庫、諮詢委員會與旋轉門（revolving door）進入政策網絡，能早期掌握法案與行政規則草案，並以技術資料、成本評估與法規遵循意見影響官僚。其論述常被包裝為競爭力、就業與經濟發展，較易取得決策者與媒體的重視。 五、影響力受限的情況：當議題具有高度顯著性且涉及消費者健康、環境污染或食品安全時，分散的民眾可能因強烈感受而集結，形成反制聯盟；若媒體持續揭露企業醜聞、政治人物面臨選舉壓力，或企業內部利益分裂，單一企業或商業團體的影響力便可能下降。個別中小企業若未組織化，也較難進入決策核心。 六、小結：企業影響力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取決於議題屬性、組織動員、政治機會結構與制度環境。分析時宜同時觀察其資源、結構依賴與接近決策的程度，並注意反制力量、國際規範、法院審查與課責機制，避免將企業影響力視為理所當然。
青年就業問題是政府關切且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之一，假設政府想要透
過開設程式設計訓練班來緩和青年就業問題，因此在不同的縣市，都開設
相同的訓練班來培訓有志青年，為了評估該班之影響，政府蒐集了該班在
不同縣市的相關資訊。假設資料顯示A縣市的訓練班有220人報名，但因
只有100個名額，因此錄取了100人，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後，有98人結訓，
有78人在結訓後兩個月獲得工作。B縣市同樣有100個名額，結果有150人
報名，錄取100人，在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後，有97人結訓，52人在結訓後
兩個月獲得工作。請問：
從影響評估的角度來看，您認為那一個縣市的職業訓練班對於參加者有
較大的影響？請列舉兩項您認為可能的原因或理由並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影響評估的核心：影響評估（impact evaluation）不是只看參與者最後是否就業，而是比較「參與訓練」與「未參與訓練」兩種情境的差異，即處理組（treatment group）與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結果差距。淨影響可表示為：處理組結果－反事實結果；若無對照組，只能描述產出與結果，不能直接宣稱訓練造成多少效果。 二、可觀察指標的計算：以結訓就業率而言，A縣市為78÷98≈79.6%，B縣市為52÷97≈53.6%；若以錄取人數為分母，A為78÷100＝78%，B為52÷100＝52%。兩縣市結訓率分別為98%與97%，相差無幾，主要差距出現在結訓後就業，A縣市的觀察表現約高出26個百分點。 三、初步判斷與分母敏感度：若以參加者為分母，A縣市結訓就業率79.6%，B縣市53.6%，A的觀察成效較大；但若以報名者為分母，A為35.5%、B為34.7%，差距大幅縮小。只有假設兩縣市學員條件、勞動市場與執行品質相同，才能把差距歸因於訓練；此假設缺乏資料支持，嚴格淨影響仍缺反事實，題目資料缺漏，無法得出唯一數值。 四、原因一：錄取選擇與動機差異（selection effect）。A縣市有220人競爭100個名額，錄取率約45.5%；B縣市150人競爭100個名額，錄取率約66.7%。A縣市競爭較激烈，可能錄取到動機較強、基礎能力較好或較易就業的青年，產生擇優錄取（cream-skimming）效果；結訓後就業率較高，未必全來自訓練本身。 五、原因二：地方勞動市場需求與就業媒合。A縣市可能有較多程式設計職缺、較高薪資、較完整的雇主合作與就業輔導，結訓者較易在兩個月內找到工作；B縣市若職缺不足、產業結構不利，或交通、托育等障礙較多，即使訓練內容相同，就業結果也會較差。相同課程不等於相同執行品質與外部環境。 六、補充與建議：尚可考慮師資、設備、輔導強度、結訓標準、學員缺課與輟訓等因素。若要確認因果影響，應採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或差異中的差異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並同時追蹤就業品質、薪資、留任率與未參訓者的反事實結果。
依據學者在拉丁美洲中許多城市的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在不同城市的
街道上，大多是由中低收入戶所營運的違法商家或攤販，雖是這些中低收
入戶的主要收入來源，但也造成街道髒亂等的外部性，容易引起一般民眾
及中產階級者的不滿。政府有制定相關的管制法規，但不同地方政府對於
違法商家或攤販的執法程度或稽查強度是不同的，請您從政策執行或分
配政治的角度來分析：列舉四項可能影響地方政府執法或稽查強度的因
素並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問題性質與分析架構：拉丁美洲城市的街頭攤販多屬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其營業提供中低收入戶收入，卻帶來髒亂、交通阻塞與安全風險等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地方政府雖有管制法規，但執法與稽查強度常出現落差；以下從財政能力、選舉誘因、組織動員與經濟替代方案四項因素分析。 二、地方財政與行政執行能力：執法需要稽查人力、預算、資訊系統、法律支援與收費或安置設施。財政困窘或人力不足的地方政府，往往只能採取象徵性取締、選擇性執法或以罰代管；若缺乏攤販登記、熱點地圖與跨局處協調，稽查強度自然偏低。街頭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的裁量空間過大或監督不足，也可能導致選擇性執法。 三、選舉政治與客戶主義誘因：攤販多集中於特定街區，人數可觀且組織動員力強，常成為地方選舉的票源。政治人物若依賴其選票或競選支持，可能以默許、緩拆或選擇性發放許可作為交換，形成客戶主義（clientelism）。相對地，中產階級居民的利益較分散，雖然不滿，但集體行動與選票壓力未必集中，政治人物因而傾向避免得罪攤販。 四、組織化利益與反制動員：執法強度取決於支持管制與反對管制兩方力量的相對大小。攤販協會、工會或街頭組織若能發動抗議、罷市、訴訟或串聯，地方政府可能退讓；反之，社區組織、正式商家、觀光業者與媒體若形成強大聯盟，並將議題定調為公共空間與衛生問題，則會推動較強稽查。雙方動員能力與聯盟結構，是分配政治的核心。 五、議題顯著性、外部性成本與經濟替代方案：當街道髒亂、交通危險或觀光形象受損成為媒體焦點，居民與中產階級的不滿升高，地方政府較可能加強取締；但若攤販被視為貧窮人口的生存安全網，強力驅離可能造成失業、貧困與社會衝突，政府便傾向容忍或採輔導安置。地方經濟狀況、觀光依存度與社會救助能量，會改變成本效益的權衡。 六、小結：地方執法強度不是單純的法律執行問題，而是財政能力、選舉誘因、利益組織與經濟社會成本共同作用的結果。若要改善，宜搭配攤販登記、分區管理、輔導轉業、社會安全網與透明稽查，並建立居民、攤販與商家的協商機制，而非只依賴取締。
有些學者們認為在實務上，以全面理性的方式來分析公共政策是不可能
的，請列舉五項可能的原因或理由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全面理性的意義：全面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模型假定決策者能明確界定問題、確立一致的目標體系、蒐集完整資訊、列出所有可行方案、預測各方案的全部後果，並依成本效益排序選出最大淨效益方案。此為規範性理想；實務上因下列限制而難以完全實現。 二、認知能力與注意力有限：人類的資訊處理能力、記憶容量與計算能力有限，面對複雜政策問題常只能抓住少數變數，忽略交互作用與長期後果。Simon 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指出，決策者傾向以滿意化（satisficing）取代極大化（maximizing），只求達到可接受標準，而非窮盡所有方案。 三、資訊不完全與因果不確定：政策問題常涉及未來人口、經濟、技術與社會變遷，資料取得成本高，且許多後果難以量化或預測。政策工具的因果效果也常受外部環境干擾，存在資訊不對稱與道德風險；決策者只能在有限資訊下做判斷，無法保證選出真正的最佳方案。 四、時間、資源與制度限制：決策有期限，政府預算、人力與行政能力有限，無法無限期研究所有替代方案；既有法律、組織分工、預算科目與契約也會限制選項。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與官僚碎片化使政策調整只能沿既有軌道漸進，全面重構的成本過高。 五、政治與價值衝突：公共政策涉及多元利益與價值，公平、效率、自由、安全等目標常相互衝突，難以化成單一效用函數。選舉周期、政黨競爭、利益團體壓力與聯盟政治，使決策者必須妥協與交換；多數決也不保證產生社會最適結果，全面理性所需的中立、一致偏好並不存在。 六、目標模糊與組織過程：許多政策目標本身模糊、矛盾或隨時間改變，部會間對問題界定不同，形成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organized anarchy）。在時間壓力與參與者流動下，方案、問題與選擇機會可能偶然結合，出現垃圾筒模式（garbage can model）。因此實務上多採漸進調適與滿意化，而非全面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