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高考三級 漁業行政考古題 / 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漁業行政 國際關係及談判 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漁業行政 國際關係及談判考古題
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漁業行政 國際關係及談判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國際關係中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為何？（15分）我們如何
應用該理論解釋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府以來的印太戰略（Indo-
Pacific Strategy）以及可能的作為？（10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理論定義：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由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於《大國政治的悲劇》提出，屬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支。該理論以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為前提，主張國家在無法確知他國意圖的情況下，唯有極大化自身權力才能確保生存，因此大國行為具有擴張性，最終目標是追求區域霸權（regional hegemony），並阻止其他大國稱霸其所處區域。 二、核心假定與行為邏輯：其假定包括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大國本身具備軍事攻擊能力、國家永遠無法確定他國意圖、生存為首要目標、大國是理性行為者等五項。在此邏輯下，大國會採取平衡（balancing）、推卸責任（buck-passing）、追隨強者（bandwagoning）等策略；理論強調體系結構而非領導人性格決定國家行為，權力最大化是手段，安全與生存才是目的。 三、對川普政府印太戰略的解釋：可將印太戰略視為美國面對中國崛起此一體系層次權力挑戰的回應。美國為維持亞太區域霸權、防止中國成為區域霸權，遂以「自由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為論述，透過四方安全對話（Quad）、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UKUS）、強化雙邊同盟與前沿部署，建構制衡（balancing）網絡，並以集體安全分工降低自身成本。 四、可能作為：軍事上強化第一島鏈部署、航行自由行動與情報分享；經濟上推動供應鏈去風險化、科技出口管制與投資審查；制度上以印太經濟框架（IPEF）重塑經貿規則；同盟管理上要求盟邦分攤防務成本；對臺政策上提升實質往來與軍售，以牽制中國。上述作為均符合攻勢現實主義「擴張權力、預防區域霸權出現」的預期。 五、理論限制與補充：攻勢現實主義難以完整解釋意識形態與價值論述之動員作用，也低估制度合作、國內政治與經濟相互依賴的影響；其零和預設可能過度推論衝突必然性。考生宜輔以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或兩層賽局（two-level game）觀點，說明印太戰略在制衡之外仍保有對話與危機管理的空間。
請說明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的成立背景與其組
織架構。（10分）我國參與亞洲開發銀行的過程為何？（8分）亞洲開發銀
行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間的差異為何？（7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成立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各國亟待重建，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ECAFE）倡議設立區域性開發金融機構。1965年各國簽署《亞洲開發銀行協定》，1966年正式成立，總部設於菲律賓馬尼拉，日本與美國為主要出資國，以提供貸款、技術援助與政策諮詢，協助區域會員國經濟發展與貧窮減緩為宗旨。 二、組織架構：最高決策機構為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s），由各會員國派理事與副理事各一人組成，每年召開年會；理事會下設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負責日常業務監督；總裁（President）由理事會選舉產生，依慣例由日本人出任，任期五年，下設副總裁及區域永續發展、東亞、南亞、中亞與西亞等業務局處。會員國分區域與非區域兩類，合計六十八國。 三、我國參與過程：我國於1966年以中華民國名義為創始會員國，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仍保留會籍；1986年中國大陸申請入會，我國會籍名稱被改為「Taipei,China」，此後持續參與年會、專案借款與技術援助，並在亞銀設立基金。亞銀是我國目前仍具正式會籍的少數政府間國際經濟組織之一，但名稱與出資地位長期受限。 四、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差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於2016年在北京成立，由中國主導，會員逾百國；亞銀歷史較久、以美日為核心，業務偏重社會部門與減貧，AIIB則聚焦基礎設施與跨境連結，並與一帶一路倡議相互搭配。治理上亞銀強調傳統多邊規範與環境社會 safeguard，AIIB則標榜精簡快速，中國握有重大事項否決權。 五、補充與政策意涵：兩者兼具競爭與互補，亞銀在技術援助與制度建構具優勢，AIIB在大型基建融資具速度優勢。我國宜藉亞銀平台深化區域技術合作與人才培育，並關注亞銀與AIIB在專案共同融資（co-financing）上的規範調和，以維持實質參與空間。
伊朗P5+1會談進展不一，期間多次的集會效果似乎仍待觀察。請從談判理
論的角度，評估P5+1會談的成敗之因。（15分）P5+1會談中，有那些影響
會談進展的關鍵行為者（stake holder）？（10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分析架構：評估P5+1會談宜採整合性談判（integrative bargaining）與分配性談判（distributive bargaining）並用的架構，並援引談判區間（ZOPA）、最佳替代方案（BATNA）、兩層賽局（two-level game）與僵持成熟理論（ripeness theory，Zartman）等概念。核心問題在於：雙方是否存在重疊利益、替代方案是否足夠痛苦，以及國內 ratification 是否可行。 二、成功之因：其一，制裁累積形成「雙方皆痛的僵局」（mutually hurting stalemate），提高伊朗讓步誘因並壓縮其BATNA；其二，採單一談判文本（single negotiating text）與分階段、互惠步驟，降低資訊不對稱；其三，歐盟與阿曼提供中介與保密管道，促成美伊雙邊密談；其四，將核能、制裁解除與查核機制包裹處理（issue linkage），擴大可交換籌碼。 三、反覆與挫敗之因：伊朗與西方互信基礎薄弱，查核與軍事用途界線難認定；美國國會與伊朗最高領袖的國內否決點（veto players）使兩層賽局難以兼顧；以色列與沙烏地等外部行為者持續施壓；2018年美國單方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CPOA）後，談判成果的制度化不足，顯示缺乏爭端解決與退出懲罰機制為關鍵缺陷。 四、關鍵行為者：包括P5+1成員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及德國（歐盟對外事務部協調）、伊朗（外交部與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之查核角色，以及以色列、沙烏地與海灣國家、美國國會、伊朗革命衛隊與國內保守派、國際油市與金融機構等，均影響議程設定與履約意願。 五、綜合評估：P5+1會談屬「部分成功、制度脆弱」的案例，其成功來自僵局成熟與包裹設計，失敗源於信任不足與國內政治制約。啟示在於：多邊談判須設計分階段驗證與snapback條款，並透過持續對話與信心建立措施（CBM），將短期交易轉化為可持續的安全制度。
近年來國際政治局勢的演變中，臺灣與美國之間有比較多的合作與往來。
請舉出三個影響兩邊關係變化的結構因素。（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結構因素之一為權力轉移與體系壓力：中國綜合國力上升改變東亞權力分配，美國為維持區域優勢，遂將臺灣納入印太戰略的戰略節點。體系層次的權力競爭使臺美關係由低度往來转向安全與供應鏈合作，此即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與平衡（balancing）邏輯的體現，臺灣的戰略價值隨美中競爭強度而升降。 二、結構因素之二為地緣經濟與半導體供應鏈：全球價值鏈重組與科技安全化，使臺灣在先進製程的關鍵地位成為結構性籌碼。美國推動晶片法案（CHIPS Act）、出口管制與「去風險化」，促使臺美在投資、技術標準與人才交流上深化連結；經濟相互依賴由過去的脆弱性來源，轉為雙邊合作的結構誘因。 三、結構因素之三為美國國內政治與法制結構：美國國會跨黨派對中強硬共識，加上《台灣關係法》、《臺灣旅行法》與《臺北法》等法制框架，構成穩定的政策載體；行政部門則受行政協定與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傳統牽制。國內否決點與法制化程度，決定臺美合作能否由個案走向制度化。 四、三者互動與政策意涵：權力結構提供誘因、供應鏈提供工具、國內法制提供路徑，三者疊加使臺美關係呈現「安全—經濟—制度」三重連結。惟此結構亦具脆弱性：若美中出現戰略緩和、或供應鏈多元化見效，臺灣的籌碼可能被稀釋，故我方宜以制度參與與可信度維持結構紅利。 五、限制與建議：結構因素解釋力強但非決定論，領導人偏好、國內選舉週期與突發危機均可能改變路徑。建議持續深化經貿倡議、強化自我防衛與社會韌性，並避免成為大國交易籌碼，以在結構變動中保有能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