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14年 地方三等 一般行政 政治學考古題
民國114年 地方三等 一般行政 政治學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為何「官僚議價模型」是「非理性決策學派」的重要代表？請舉例說明
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定義與學派定位：官僚議價模型（bureaucratic bargaining model）主張，政策並非由單一決策者依完整資訊追求最大效益而產生，而是行政機關、民意機關與利益團體依各自職位、權限與利益相互交涉、妥協的結果。艾里遜（G. Allison）的「官僚政治模型」為其代表，與漸進主義、垃圾桶模型同屬非理性決策學派。
- 二、目標多元且相互衝突：組織並無單一的效用函數，各單位「立場取決於座位」（where you stand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國防部重安全、財政部重收支、經濟部重產業發展，決策因此是各方角力後的折衷，而非對單一目標的極大化，此即其「非理性」的核心。
- 三、資訊與能力有限：決策者依組織例行程序與既有標準作業處理資訊，採「滿意即可」（satisficing）而非最適化，並依序處理問題、分段關注，故政策常呈現拼湊、不連貫與前後矛盾，難以符合全然理性的要求。
- 四、舉例說明：以我國2050淨零轉型為例，環境部主張提高碳費以落實減碳，經濟部憂心產業競爭力與供電穩定，財政部關注稅收中性與分配效果，最終由行政院召集跨部會協商，形成分階段調升、搭配補貼與輔導的折衷方案，即為典型議價產物。
- 五、評價與改進：此模型可解釋政策為何出現妥協、延宕與責任分散，也凸顯課責模糊的風險；宜以法制化的跨部會協調機制、決策紀錄公開與明確的績效責任，降低黑箱議價空間，並由政治領導整合分歧、設定優先順序。
如何區分「例行性」與「非例行性」公共政策？請舉例說明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區分基準：賽蒙（H. Simon）以「程式化／非程式化決策」區分，前者問題結構明確、目標共識高、有前例可循；後者問題新穎、目標分歧、資訊不足。公共政策可依問題結構化程度、發生頻率、目標共識、處理層級與風險程度，區分為例行性與非例行性，惟兩者係連續光譜而非截然二分。
- 二、例行性政策的內涵與舉例：指高度重複、有既定法規與標準作業程序（SOP）可循、多由基層或中層依授權處理者，如戶政事務所核發戶籍謄本、健保醫療費用審核、統一發票兌獎、垃圾清運與交通違規裁罰；其特徵為效率、一致性與可預測性。
- 三、非例行性政策的內涵與舉例：指問題新穎、涉及重大價值衝突與高度不確定性、須由高層決斷者，如COVID-19疫情初期之邊境管制與疫苗採購、年金改革、核四存廢與能源轉型、美豬美牛進口之經貿開放；其特徵為風險高、政治性強、需跨部會協調。
- 四、政策工具與制度設計的差異：例行性政策宜採自動化、標準化與基層授權，並以績效監控維持品質；非例行性政策則需智庫與情資支援、跨部會專案組織、危機管理與政治溝通，並保留較大的裁量空間，允許滾動修正。
- 五、限制與動態轉換：分類具相對性，非例行性政策經學習與制度化後可能「例行化」，如疫情指揮中心的常規運作；反之例行業務遇突發狀況亦可能升級為非例行性。故不宜僵化歸類，而應依情境調整授權層級與課責方式。
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須具備那些重要的步驟？（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政策界定與細部規劃：將政策目標轉化為可操作的實施方案，訂定法規命令、補助或管制標準、時程與責任分工，並設定績效指標。此步驟在縮小「政策目標」與「執行手段」間的落差，為執行之起點。
- 二、組織與人力配置：指定主責機關，建立專案或跨部會協調平台，劃分權責、配置員額並施以訓練，使執行結構與政策性質相符，例如成立指揮中心、專案辦公室或任務編組，避免多頭馬車。
- 三、資源籌措與分配：編列預算、爭取經費、充實設備與資訊系統，並依地區或對象需求分配。資源不足與誘因設計不當，常是執行落差（implementation gap）的主因，故須務實評估執行能力。
- 四、溝通協調與標的人口動員：對內建立垂直與水平溝通管道，減少認知差距；對外透過宣導、說明會與誘因設計，爭取標的人口與利害關係人配合，降低順服障礙與抗拒。
- 五、執行輸送、監督與回饋：實際提供服務或實施管制，並以進度管考、稽核與民意回饋掌握偏差，適時修正方案，形成「規劃—執行—評估—修正」的循環，使政策得以持續學習與精進。
行政組織中，政治領導者為何對政府政策的執行具重要性？請舉例說明
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設定議程與優先順序：政治領導者掌握議程設定權，能將分散的社會需求轉化為政策議題，決定資源配置先後。如總統於就職演說宣示淨零轉型與社會住宅目標，即引導行政部門後續的行動方向。
- 二、賦予正當性與政治支持：政策須經民意機關審議與社會認可，領導者以其政治聲望與溝通能力爭取支持、化解阻力，降低執行時的政治風險，並使政策取得民主正當性。
- 三、協調衝突與整合資源：重大政策常涉及部會權責與利益衝突，領導者透過院會、專案小組與政治協商作成決斷。如年金改革由總統府設委員會統籌，整合考試院、銓敘部與勞工團體意見。
- 四、型塑執行者意向與組織文化：愛德華（G. Edwards III）指出執行者意向影響成敗，領導者可透過人事任命、績效考核與典範塑造，使官僚體系認同政策目標，扮演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的角色。
- 五、危機決斷與課責：疫情、災害等非例行情境須迅速決斷並承擔責任，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一指揮，避免多頭馬車；惟亦須防範人治化與政策隨人更替而中斷，故應以法制、資訊公開與課責機制補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