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15年 高考三級 新聞(選試英文) 國際傳播與國際現勢考古題

民國115年 高考三級 新聞(選試英文) 國際傳播與國際現勢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官方資料

題目與答案

第1題

國際新聞流通長期存在資訊來源集中、語言優勢與媒體資源不均等問 題。請從新聞依賴（news dependency）、媒介帝國主義（media imperialism） 與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觀點，說明當代國際新聞流通結構的主要 特徵，並分析中小型國家提升國際發聲能力可能面臨之限制與可行作法。 （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新聞依賴（news dependency）的理論根源：此概念承接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對國際資訊秩序的批判，指發展中國家在通訊社供稿、影視節目、通訊技術與專業標準上長期依賴少數西方機構，形成結構性不對等。一九七○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推動「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NWICO），即為對此依賴格局的制度性回應；惟其後因市場化、衛星電視與數位平台興起，依賴形式由「內容依賴」轉為「通路與演算法依賴」，問題並未消失。
  • 二、媒介帝國主義（media imperialism）的結構邏輯：Schiller 與 Boyd-Barrett 指出，新聞與娛樂內容的單向流動伴隨資本、廣告與技術標準的輸出，使邊陲國家的媒介體系被納入核心國家的市場邏輯。當代形態進一步表現為「平台帝國主義」（platform imperialism）：Google、Meta、YouTube 等少數平台掌握分發、變現與資料治理規則，形成比傳統通訊社更隱蔽的基礎設施型權力，並以英語與美式敘事框架為預設值。
  • 三、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視角下的流通特徵：國際新聞仍呈「北向主導、南向零散」的倒金字塔結構，AP、Reuters、AFP 等少數供稿機構決定多數國家的國際版面；南方國家的彼此報導多經北方媒體轉譯，形成「二手再現」。其結果是議題設定權集中、脈絡被簡化、刻板印象再生產，並使南方國家在危機事件中常處於被描述的客體位置，而非敘事的主體。
  • 四、中小型國家提升國際發聲能力的限制：其一為資源限制，國際採訪網、外語人才與品牌行銷經費難以與大國比擬；其二為語言與文化折扣，英語市場的注意力門檻偏高；其三為通路依賴，演算法與平台規則由他方制定；其四為可信度門檻，境外閱聽眾常以母國政治框架預判訊息；其五為議題競爭，突發新聞的即時性要求與長線品牌經營之間存在張力。
  • 五、可行作法與政策工具：可採「利基專業化」策略，聚焦半導體、公衛、民主治理、災防等具比較優勢的議題；推動區域媒體合作與供稿聯盟，降低對單一通路依賴；強化公共媒體的國際頻道與外語服務，並以資料新聞、視覺化與短影音降低語言門檻；結合數位外交、僑民與留學生網絡進行「去中心化轉譯」；同時建立以議題滲透率、引用率、意見領袖轉引與態度變化為核心的評估指標，避免僅以觸及數（reach）衡量成效。

第2題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與軟實力（soft power）是國家對外溝通與 形象建構的重要概念。請說明數位傳播環境下公共外交之特性，並從政 府、媒體、民間團體、文化機構與內容創作者等多元行動者的角度，分 析我國推動國際傳播時可採取之作法及其成效評估方式。（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概念界定與理論脈絡：軟實力（soft power）係 Nye 所提，指透過吸引力而非強制或交換達成目標的能力，來源包括文化、政治價值與外交政策正當性；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則是政府向他國社會傳遞訊息、建立關係的實踐，涵蓋日常溝通、策略溝通與長期關係建構三層次。晚近「新公共外交」（new public diplomacy）強調雙向對話、網絡化與非國家行動者的參與，已由單向宣傳轉向關係經營。
  • 二、數位傳播環境下公共外交的特性：其一為去中心化與多對多傳播，官方不再是唯一發聲者；其二為即時性與互動性，閱聽眾可回應、共創與反駁；其三為平台中介與演算法治理，觸及取決於平台邏輯而非編輯判斷；其四為信任移轉，公眾對非政府行動者的信任往往高於官方；其五為資訊環境的對抗性，需同時面對假訊息、資訊操作與認知作戰，使公共外交兼具韌性建設功能。
  • 三、多元行動者的分工與作法：政府層面由外交部、文化部等負責議程設定、資源整合與風險管理，並維持訊息一致性；媒體層面由公共媒體與國家通訊社提供可信的國際新聞與英語內容，建立「可信來源」品牌；民間團體以人道援助、公民社會連結與專業社群交流建立草根信任；文化機構如博物館、表演藝術團體以展演、駐地創作與文化節進行長期浸潤；內容創作者則以網紅、知識型 YouTuber、公民記者進行生活化轉譯，觸及官方難以觸及的年輕族群。
  • 四、成效評估的方式：宜採邏輯模型（logic model）分層衡量，投入層看資源與產出量，產出層看曝光、觸及與媒體引用，結果層看互動率、網站停留、訂閱成長與議題能見度，影響層則需借助跨國民意調查、社群傾聽（social listening）、話語分析與個案追蹤，觀察認知、態度與行為的變化。質性方法如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可補量化之不足，並應設定對照組或基線資料以避免歸因謬誤。
  • 五、限制與精進建議：常見問題包括各部會各行其是導致訊息碎片化、追求短期聲量而犧牲長期信任、以及遭逢境外資訊操作時缺乏快速澄清機制。建議建立跨部會協調與統一敘事架構，區分「官方帳號」與「文化品牌」的角色；尊重編輯自主以維持可信度；設定三年以上的長周期指標；並將成效評估結果回饋至內容策略，形成學習循環。

第3題

美國總統川普於2026 年5 月訪問中國，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 會晤。此次川習會是在何種國際局勢與美中雙邊關係的脈絡下促成的？ 這場元首會晤對後續美中關係的走向將造成何種影響？又會對我國帶 來那些衝擊？請申論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國際局勢的宏觀脈絡：此次元首會晤發生於大國競爭常态化、供應鏈重組與科技管制升級的背景之下。全球經濟復甦不均、關稅與出口管制互相加碼、人工智慧與關鍵礦產成為新競逐場域，加上區域熱點未解與全球南方集體聲量上升，使雙邊關係呈現「高競爭、需護欄」的特徵；雙方均有透過高層互動管理風險、避免誤判的內在需求。
  • 二、雙邊關係的促成因素：美方關注貿易逆差、市場准入、智慧財產與科技管制之對等，並希望在人道、公共衛生與AI治理等議題取得合作；中方則關注關稅減讓、科技封鎖鬆綁與發展空間。雙方在台海、南海、人權與制度競爭上存在結構性分歧，但在避免衝突升級、維持經貿往來與處理跨國議題上存在交集，構成「競爭共存」的會晤基礎。
  • 三、對後續關係走向的可能影響：短期而言，會晤有助建立或恢復溝通機制、降低意外衝突風險，並可能在特定經貿項目達成戰術性妥協；中期而言，若缺乏可驗證的執行機制，緩和易流於象徵性，科技與供應鏈的結構性脫鉤趨勢難以逆轉；長期而言，雙邊關係仍將呈「鬥而不破、選擇性合作」格局，且交易式外交（transactional diplomacy）可能使議題連結（linkage）更為頻繁。
  • 四、對我國的可能衝擊：其一為「被交易」風險，若大國以經貿讓步換取政治表態，我國利益可能成為籌碼；其二為安全承諾的不確定性升高，嚇阻可信度與軍售節奏可能受政治氛圍影響；其三為經濟與科技層面，供應鏈重組、關稅與出口管制的外溢效應將直接影響產業布局；其四為國際參與空間，若雙邊緩和伴隨對「現狀」的重新詮釋，我國在多邊場域的實質參與可能受限；其五為社會心理層面，民眾對外部保障的預期可能出現波動。

第4題

近年來，我國邦交國數目持續減少，此一趨勢對我國的國際處境造成那 些影響？面對邦交國日益萎縮的現實，我政府應如何調整外交策略以為 因應？請申述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邦交國縮減的實質影響：在國際法層面，邦交國數量關係到國家承認的象徵密度與締約、換文、司法互助等正式管道；在國際組織層面，邦交國是我方提案與聯署的重要支持來源，直接影響參與機會；在援助與合作層面，雙邊計畫的中斷可能造成資源重配置與人員撤離；在象徵政治層面，斷交事件易被詮釋為國際孤立的證據，牽動國內信心與國際媒體敘事。
  • 二、現實主義與務實主義的再詮釋：邦交國數目固然是外交指標，但並非唯一指標。若以「實質關係」（substantive relations）衡量，非官方機制、經貿往來、科技合作、國會友台網絡與城市交流的實際效益，往往高於形式承認。因此政策思維宜由「數目競逐」轉向「關係品質與不可替代性」，避免為維持數字而付出過高邊際成本，陷入金錢外交的惡性循環。
  • 三、外交策略的調整方向：其一，推動總合外交，整合外交、經貿、科技、文化、衛福與農業部門，形成議題導向的資源配置；其二，以價值外交與民主韌性為敘事主軸，結合理念相近國家的國會、智庫與公民社會；其三，以經貿與科技外交建立槓桿，透過半導體、資安、公衛與綠能合作創造互賴；其四，擴大非邦交國的實質互動，包含簽署備忘錄、設置辦事處與推動城市外交。
  • 四、多邊場域與非傳統路徑：應持續爭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專業機構，採「有意義參與」的務實論述，降低政治對抗成本；同時布局 CPTPP 等區域經貿機制，並透過國際人道援助、災害防救與醫療團展現公共財貢獻。此外，僑務、宗教、體育與學術交流可作為低政治敏感度的接觸管道，累積長期社會資本。
  • 五、風險評估與配套建議：策略調整須注意資源排擠效應、斷交預警機制與國內政治共識的建立；應建立邦交國關係的風險分級與情境推演，並將評估指標多元化，納入經貿成長、人員往來、國際媒體能見度與多邊參與實績，而非僅以邦交國數目論成敗。同時須強化對外溝通，說明外交轉型的邏輯，避免斷交事件被簡化為政策失敗的單一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