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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0年 高考三級 一般民政 公共政策考古題
民國110年 高考三級 一般民政 公共政策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近年流行以「推力」(nudge)作為推動政策之工具。「推力」背後之理論
為何?與其他政策工具之差異為何?使用這工具之優勢為何?試舉實
例闡釋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理論基礎:推力(nudge)源自 Thaler 與 Sunstein 的《Nudge》,立基於行為經濟學與認知心理學。其核心假定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人並非 Homo economicus,常受認知偏誤、損失趨避(loss aversion)、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影響。Kahneman 的雙系統理論指出,人多以直覺、快速的 System 1 反應,因此政策可透過「選擇架構」(choice architecture)調整選項的呈現方式,在不禁止選項、不大幅改變經濟誘因的前提下引導行為,此即「自由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 二、與其他政策工具之差異:相較於管制(regulation)的強制性、租稅與補貼的價格誘因、資訊提供的認知負荷,推力屬於「低強制、低成本」的軟性工具。它不改變選項集合,只調整預設值(default)、框架(framing)、回饋頻率與取得便利性;也不同於勸說(persuasion)之以理服人,推力多訴諸自動化的認知捷徑,並保留人民退出或另作選擇的自由,因此介於「放任」與「管制」之間。 三、優勢與限制:優勢在於成本低、行政可行性高、政治阻力小,可避免懲罰性工具引發的反彈;對「意圖與行為落差」型問題(如儲蓄不足、飲食不均衡、逾期繳稅)特別有效;預設效果具持續性,且能與既有工具互補。限制則包括效果可能短暫、易生操弄與資訊操縱的倫理爭議、對所得分配等結構性問題作用有限,且須以隨機對照試驗(RCT)驗證成效,避免「直覺式政策」。 四、實例闡釋:英國行為洞察團隊(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 BIT)與稅務機關合作,在催繳通知加入「多數鄰居已按時繳稅」的社會規範訊息,有效提升繳稅率;退休金自動加入(auto-enrolment)制度使參與率明顯上升;器官捐贈採「預設同意」(opt-out)提高捐贈率;學校餐廳將健康餐點置於視線易得處,改變學生選擇。我國「口罩實名制」以預設配額與便利通路引導民眾、環保署透過回收動線設計提高分類率、國健署以簡訊提醒篩檢,均具推力色彩。
試比較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政策分析
背後的假設與方法,並以實例說明兩者於什麼類型之政策議題上較為適
用。(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理性主義的假設:理性主義承襲實證論(positivism),假定社會現象具客觀規律、可被觀察與測量;分析者為價值中立的技術專家;政策問題可清楚界定、目標可排序、方案後果可預測,採「手段—目的」分析與完全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途徑。其知識論主張理論可經由經驗檢證,追求通則化、可複製與可比較的結論。 二、理性主義的方法:重演繹邏輯、假設檢定、量化模型與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成本效能分析、實驗與準實驗設計、系統模擬與作業研究。其優點是結論明確、可課責、便於跨案比較;限制則在於忽略價值衝突、難以處理資料不足與目標模糊的情境,且易產生「技術理性」的偏誤,低估民主審議的正當性需求。 三、後實證主義的假設與方法:後實證主義質疑價值中立與單一真相,主張真實為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受語言、論述與權力關係形塑;知識具情境性(situated knowledge),分析者本身即介入者。方法上採詮釋性途徑、深度訪談、參與觀察、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Q 方法、德爾菲法與審議式民主,重視利害關係人的意義建構與論證品質,而非僅追求因果係數。 四、適用議題與實例:理性主義適合「結構良好」(well-structured)、目標共識高、後果可量化的技術性議題,如交通工程改善肇事率、疫苗接種的成本效益評估、防洪工程益本比、稅式支出評估,此類議題可設明確指標與對照組。後實證主義適合「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與價值衝突議題,如核能政策、同性婚姻法制、都市更新、環境正義與遊民安置,須透過審議、敘事與協商形成共同理解。實務上宜採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以量化界定事實、以質性釐清價值。
「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是政策過程中之重要人物。試說明
其特質、專長及其在政策過程中之功能。(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意義與理論定位: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指在政策次級系統中,願意投入時間、精力、資源與聲譽,持續倡議特定政策方案,並在「政策窗」(policy window)開啟時促成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匯合的關鍵行動者。此概念源於 Kingdon 的多重流程模型(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其未必擁有正式職位,卻能改變議程與方案內容。 二、特質:依 Kingdon 的描述,政策企業家通常具備三項特質:一是「敢於主張」(claiming a hearing),擅長行銷理念、吸引媒體與決策者注意;二是「良好的人際網絡」(networking),能連結民意代表、行政機關、專家社群與媒體;三是「堅持不懈」(persistence),長期承受失敗仍持續倡議。此外尚需談判技巧、政治敏感度與道德正當性,方能維繫信任。 三、專長:政策企業家兼具「專業知識」與「政治知識」。前者指對特定領域的技術細節、法規沿革與國際經驗的掌握,能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設計;後者指熟悉議程設定、聯盟建構、預算審議與否決者(veto player)的運作,能判斷時機、選擇合適場域(venue shopping),並將專業語言轉譯為民眾可理解的敘事。 四、功能:其一,議題設定與問題界定,將模糊現象轉化為可處理的公共問題;其二,方案倡議與「軟化」(softening up),透過試驗、示範與論述降低各方疑慮;其三,流程匯合與窗口利用,在危機、選舉或預算周期推動決策;其四,聯盟建構與資源動員,串連倡議聯盟(advocacy coalition)形成多數;其五,政策擴散與制度維護,將個案經驗複製至其他轄區。我國長期照顧、全民健保與再生能源政策的推動歷程,均可見此類行動者的身影。
為何長期穩定之政策會出現變遷之情況?試提出導致政策變遷之其中
四項公共政策理論概念,並舉例說明其如何促進政策變遷。(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間斷均衡理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Baumgartner 與 Jones 指出,政策長期處於「政策獨占」(policy monopoly)與「政策形象」(policy image)所維繫的均衡,僅在焦點事件或社會衝突升高時,議題移轉至較宏觀的場域(venue shift),才產生斷裂式變遷。例如我國食安事件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多次修法,COVID-19 疫情促成特別條例與紓困振興措施,均屬均衡被打斷後的快速調整。 二、倡議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Sabatier 與 Jenkins-Smith 主張政策次級系統由多個倡議聯盟組成,其信念體系(belief system)相對穩定,變遷來自外部震盪(external shocks)、政策學習(policy learning)與聯盟組成改變。例如我國能源轉型中「非核家園」與「以核養綠」兩聯盟的競爭,經公投與社會辯論後,促使再生能源占比與電力結構目標重新調整。 三、多重流程與政策窗(Multiple Streams / Policy Window):Kingdon 認為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在窗口開啟時耦合,遂產生變遷;焦點事件(focusing event)常是窗口開啟的觸媒,使既有方案被迅速採納。例如太魯閣號事故後《鐵路法》修法與安全管理機制強化;八仙塵爆後大量傷患應變與緊急救護制度的檢討,皆是問題流與政策流在政治流配合下匯合的結果。 四、路徑依賴與關鍵時刻(Path Dependence / Critical Juncture):歷史制度論主張制度具報酬遞增與鎖入效果(lock-in),變遷多發生於關鍵時刻,由行動者的選擇開啟新路徑。例如全民健保自1995年開辦後形成行政與財務的路徑依賴,後續多以總額預算、部分負擔等邊際調整因應;年金改革則因財務危機形成關鍵時刻,推動退休制度的結構性調整。 五、綜合觀察:政策變遷通常是「外部震盪、內部學習與企業家行動」三者組合的結果,單一理論難以完整解釋。分析時宜先辨識變遷的觸發源(焦點事件或漸進累積)、再檢視制度鎖入程度與場域移轉可能性,並注意政策形象重塑與聯盟重組的時序,方能提出兼具解釋力與可行性的變遷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