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11年 地方三等 一般行政 政治學考古題
民國111年 地方三等 一般行政 政治學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民族主義研究學者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
像的共同體》中，對傳統定義下的民族主義提出挑戰。試論述Anderson
對民族主義的定義，以及與傳統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定義進行比較。
（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核心定義：Anderson 將民族界定為「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兼具想像、有限、主權與共同體四項特質。民族是想像的，因成員大多互不相識，卻共享休戚與共的意象；有限，指民族必有邊界，不自認等同全人類；主權，指其興起於王朝與宗教共同體崩解後，以人民主權取代神授君權；共同體，指成員雖有不等，仍想像彼此是水平同志。
- 二、想像的機制：Anderson 認為民族並非自古自然存在，而是印刷資本主義、方言市場、小說與報紙所塑造的現代文化人造物。報紙與小說提供「同質而空洞的時間」，讓分散的讀者在同一時刻想像彼此；人口普查、地圖與博物館則以分類、邊界與傳統發明，把人群客體化為可治理的民族。民族因此是現代性與資本主義交織的產物。
- 三、與傳統民族主義定義的比較：傳統民族主義常主張民族是具共同血緣、語言、文化或歷史的古老共同體，並強調民族自決與建國的正當性；此類定義偏向本質論、原生論，容易把民族視為自然且永恆。Anderson 則採建構論與現代主義，認為民族是十八世紀以後印刷資本主義與文化變遷所想像出來的產物，民族主義則是可輸出的文化模組，而非古老血統的覺醒。
- 四、與民族國家定義的比較：民族國家通常指領土、主權與人民邊界相對明確，並以民族作為統治正當性來源的國家；其理想型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Anderson 不否認民族國家是重要制度形式，但強調民族共同體不必與國家疆界重合，國家也會透過官方民族主義、教育與普查塑造民族。故民族是先於或外於國家而被想像的共同體，民族國家只是其制度化的一種可能。
- 五、評價與答題提醒：Anderson 的貢獻在於把民族從「客觀特徵清單」轉向文化與傳播分析，並揭示民族主義的現代性與模組化擴散；限制是較少處理族群暴力、國家權力與物質利益，對性別與階級亦著墨有限。考生宜以「定義—機制—比較—限制」鋪陳，避免把民族與國家視為同義詞。
學者杭亭頓（Huntington）指出，現代化的改變有可能伴隨革命
（revolution）。請問革命不同於其他政治暴力，其特殊性為何？又現代化
的過程為何可能導致革命的發生？（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革命的界定：Huntington 所稱革命，並非泛指一切政治暴力，而是指社會在短時間內發生快速、根本且暴力的整體變遷，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階層與價值觀念的全面重組。革命既改變政權，也改變社會階級與財產關係，故兼具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性質；其結果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與正當性基礎。
- 二、有別於其他政治暴力的特殊性：政變通常由少數軍人或菁英發動，只更換統治者而不改變社會結構；暴動多為自發、局部且缺乏政治綱領；恐怖主義以象徵性暴力製造恐懼；叛亂或游擊戰則未必以全面奪權與社會改造為目標。革命的特徵在於群眾動員、體制全面崩解、舊精英被取代，以及新制度與新價值的確立。
- 三、現代化為何可能導致革命：現代化帶來都市化、識字率、教育、媒體與社會流動，使社會動員與政治參與需求快速上升；但政治制度、政黨與代議機構的發展若相對遲緩，便形成「社會變遷快、政治制度化慢」的落差。Huntington 稱此為政治參與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鴻溝，落差越大，挫折與不滿越可能轉化為革命。
- 四、政治制度失衡的機制：當舊政權無法吸納新興社會力量，又缺乏合法且有效的利益表達管道，社會便陷入「普力奪社會」（praetorian society）式的直接對抗。政府若只鎮壓而不改革，將喪失正當性；若改革太慢，則被視為無能。知識分子、學生、城市勞工與農民可能形成跨階級聯盟，加上軍警倒戈，終使政權崩解。
- 五、限制與政策啟示：現代化並非必然導致革命，革命是否發生仍取決於制度能力、政黨體系、經濟表現、精英團結與國際環境。Huntington 因此主張以制度化、政黨組織與政治秩序吸收參與，降低革命誘因；但此說也可能正當化威權穩定，忽略民主參與的內在價值。答題時宜並陳其解釋力與限制。
半總統制下的「共治」
（cohabitation）意指為何？若出現共治的前提條件，
在憲政制度的配套中，那些制度設計會影響共治的出現？（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共治的意義：半總統制通常指民選總統與對國會負責的總理並存之憲政體制。共治（cohabitation）是指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政治陣營，總統被迫任命反對陣營領袖或其所接受者為總理，形成「左右共治」或「分裂政府」。此時總統仍掌部分憲政權限，總理則掌握行政實權並向國會負責，形成雙首長間的權力分享與潛在衝突。
- 二、共治的前提條件：首先，總統須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並享有獨立於國會的正當性；其次，總理及內閣須對國會負責，國會得有倒閣權；第三，總統所屬政黨或聯盟未取得國會多數，且不願組成大聯合政府；第四，政黨體系具一定紀律與兩極化，使多數更替具有政治意義；第五，總統與國會選舉不同步，較易出現多數分歧。
- 三、影響共治出現的制度設計：選舉制度是關鍵，比例代表制易形成多黨與聯合政府，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則傾向兩黨與明確多數；總統與國會選舉是否同時舉行，會產生「衣尾效應」（coattail effect），同步選舉通常有利總統陣營。此外，總統能否解散國會、國會能否倒閣、總理任命是否須國會同意，均改變雙方策略與共治機率。
- 四、憲政配套與權力配置：若總統握有外交、國防等「保留領域」權限，或可逕行任命總理、發布緊急命令，共治下的衝突誘因較高；若採建設性不信任投票、總理須經國會授權（investiture），則內閣穩定但更依賴多數。總統任期長短、國會任期中點、政黨提名規則與地方選舉時程，也會透過選舉循環影響共治是否出現。制度設計並非決定論，而是提供誘因與限制。
- 五、評價：共治可形成權力制衡，迫使總統與多數協商，避免單一多數專斷；但也可能造成行政僵局、責任歸屬模糊與雙重正當性衝突。法國一九八六、一九九三與一九九七年經驗即為典型案例。考生答題宜先界定半總統制與共治，再依「選舉制度—選舉時程—倒閣與解散—總統權限」層次說明制度效果。
俄烏戰爭的爆發，讓國際關係中研究維持和平的重要性又再次受到關
注。請從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理論解釋俄烏戰爭發生的原因，
並列舉至少三種嘗試解決戰爭、建立和平的可能途徑。（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權力平衡的理論邏輯：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主張，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為求生存，會透過增強自身實力（internal balancing）、結盟（external balancing）、建立緩衝區或分而治之，防止任何一方取得霸權。當權力分布失衡、威脅認知升高，或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加劇時，國家可能以制衡、圍堵或先發制人回應，戰爭風險隨之上升。
- 二、以權力平衡解釋俄烏戰爭：冷戰後北約與歐盟東擴、俄羅斯國力相對衰落，使俄方認為歐洲權力天平向西傾斜；烏克蘭位處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緩衝帶，其親西方取向被俄方視為安全緩衝喪失與戰略縱深壓縮。從現實主義視角，俄羅斯試圖以軍事手段重建區域權力平衡、阻止北約進一步東擴；西方則以制裁、軍援與北約強化進行制衡。此解釋強調體系壓力與安全困境，但不能忽略國內政治、帝國想像、誤判與規範因素。
- 三、途徑一：停火、緩衝與安全保證。可透過談判達成停火與撤軍安排，並以烏克蘭中立、非軍事化或國際安全保證等方式，處理俄方的緩衝需求與烏方的安全焦慮；同時建立軍事熱線、衝突降級機制與第三方監督。此途徑符合權力平衡的「緩衝區」邏輯，但難題在於保證的可信度、領土爭議與雙方國內政治壓力。
- 四、途徑二：嚇阻、防禦與軍備控制。西方可透過防禦性軍援、情報分享與制裁，提高俄方再度動武的成本，形成「以實力促和」的嚇阻；並在適當時機推動飛彈、兵力部署與演習透明化等軍備控制與信心建立措施。嚇阻能防止戰爭擴大，卻也可能引發安全困境與軍備競賽，故須搭配對話與危機管理。
- 五、途徑三：多邊外交與國際制度。可藉聯合國、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或中立國斡旋，推動停火監督、人道走廊、戰俘交換與階段性和平協議；戰後則以經濟重建、司法究責與社會和解鞏固和平。多邊途徑能提供正當性與協調平台，但受制於大國否決權、制裁效果與各方互信不足。建立持久和平仍需安全、政治、經濟與社會多軌並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