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高考三級 法律廉政考古題 / 民國114年 高考三級 法律廉政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民國114年 高考三級 法律廉政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考古題
民國114年 高考三級 法律廉政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3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甲於社群媒體臨時徵得素不相識的山友A，一同攀登氣候多變的險峻高
山。二人走到一半，突然下起暴雨且溫度驟降，A 全身淋濕有失溫跡象，
身體不適已無法繼續前行，便請求甲照料A，並協助A 下撤就醫。豈料，
甲覺得他與A 只是偶然結伴同行，不想被A 連累而放棄難得的攻頂機
會，儘管意識到A 有生命危險，仍僅將A 移置於可避雨之處，即逕自離
開繼續攻頂。不久，A 失溫死亡。事後證明，如果甲當下施以充分救援，
A 就不至於死亡。請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30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甲不成立作為殺人，惟可能成立不純正不作為殺人。甲有無保證人地位（Garantenstellung）為關鍵。甲臨時邀約素不相識之A攀登險峻高山，高山活動具高度相互依存性，可認形成危險共同體（Gefahrengemeinschaft）；A失溫後請求救助，甲將A移置避雨處，亦已自願承擔保護義務。甲誤認僅屬偶然同行而無義務，係違法性錯誤，不阻卻故意。 客觀上，甲依刑法第15條負有防止A死亡之保證人義務，且有救援能力；事後證明若施以充分救援，A即不致死亡，故甲之不作為與A死亡間具假設因果關係及結果迴避可能性。甲消極離去，與積極造成死亡結果具等同性，該當殺人罪客觀構成要件。 主觀上，甲明知A已失溫且有生命危險，仍為攻頂而離去，對於死亡結果至少容認其發生，具殺人之間接故意（未必故意，dolus eventualis）。其「不想被連累」僅屬動機，不影響故意；放棄攻頂雖屬不利益，但非不可期待，無阻卻責任事由。 競合上，甲成立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不作為殺人罪。其不作為亦可能該當第293條第2項遺棄致死罪；因甲無法令或契約上之扶助義務，不成立第294條第2項。殺人罪之不法內涵較重，應依法條競合之特別關係，僅論以殺人罪，不另成立遺棄致死或過失致死。 結論：甲應成立不作為殺人罪。若實務否定危險共同體或自願承擔，則甲無保證人地位，僅能論以第293條第2項遺棄致死罪；惟本案甲邀約同行並實際移置照護A，應肯定其保證人地位，故以殺人罪論處較妥。
某電器行舉行特價活動，老闆A 指示店員甲，某牌空氣清淨機定價新臺
幣30000 元，特價是定價的八折。顧客B 來購買空氣清淨機時，甲向B
宣稱目前公司有八五折的特價活動。B 用手機上網查詢比較，發覺全網
最便宜的價格是定價九折，當即給付25500 元購買一台空氣清淨機。事
後，甲只將24000 元交給A。請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3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甲向B佯稱公司有八五折優惠，實際公司特價為八折，B因此支付25500元，甲僅交A 24000元，保留1500元。甲可能涉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及第342條背信罪，應分別檢驗。 詐欺取財以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處分財產、受有財產損害及不法所有意圖為要件。甲虛構優惠價格，B因而付款，因果關係具備；但B以25500元取得市價至少27000元之清淨機，依整體財產說，其財產總額未減少，難認有財產損害。其多付1500元僅係相對於公司內部優惠，尚非客觀價值損失，故不成立詐欺取財。 甲為電器行店員，因執行業務而持有B交付之價金，該價金於交付A前屬業務上所持有之他人之物。甲僅將24000元交予A，就1500元易持有為所有，具不法所有意圖，並致A受有1500元損害，該當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 甲違背A之指示，亦可能該當背信罪；惟業務侵占罪係針對業務上持有物之特別規定，與背信罪具法條競合關係，應優先適用業務侵占罪。若認B因多付1500元而受有損害，則甲另成立詐欺取財罪，與業務侵占罪保護法益不同，應數罪併罰；本文採整體財產說，認僅成立業務侵占。 結論：甲成立業務侵占罪，犯罪所得150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沒收或追徵。A得依僱傭或委任關係請求返還；B因未受財產損害，不得以詐欺為由請求，惟若撤銷買賣契約，則屬民事問題。
毒販A 在臺灣將毒品以國際包裹寄送到日本，當地日本人B 為收件人。
因日本海關發現包裹有毒品，通知日本警方後，B 被日本警方逮捕偵辦。
日本警方有製作B 之筆錄，B 的陳述內容不利於A。日本警方將犯罪情
資通知我國，經我國檢察官對A 提起公訴，指控其運輸毒品。法院以日
本與我國無司法互助約定，而且B 在日本，難以預期B 會到我國法庭應
訊，遂僅宣讀B 的日本警察筆錄，請A 表示意見後，即採為A 運輸毒品
罪之主要證據。A 主張法院判決違法，請分析其主張有無理由。（3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B於日本警察面前所為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傳聞法則（hearsay rule），原則上無證據能力。法院僅朗讀該筆錄，命A表示意見，即採為主要證據，係以書面代替直接審理，並剝奪A對B之對質詰問權（right to confrontation），程序上已有瑕疵。 法院以日本與我國無司法互助約定、B在日本難以到庭為由，欲適用第159條之3「滯留國外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之例外。然該條以證人經合法傳喚、確有不能到庭之客觀事由為前提，且須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及必要性。法院未嘗試傳喚、視訊訊問或司法互助，僅以「難以預期」即排除，尚不足。 又第159條之3所稱警詢陳述，係指我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者；日本警察製作之筆錄，並非我國司法警察之職務筆錄，不能逕依該條取得證據能力。縱依第159條之4第3款「其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處理，亦須審查其製作過程、權利告知、辯護人在場、翻譯正確性及簽名等可信性擔保。 B之陳述不利於A，若B係運輸毒品之共犯，其陳述屬共犯不利陳述，依第156條第2項，仍須有補強證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法院以該筆錄為主要證據，未調查其他獨立證據，亦未使A有詰問機會，判決違背法令。 結論：A之主張有理由。原判決就B之日本警詢筆錄，未依傳聞法則及對質詰問權之例外嚴格審查，逕採為主要證據，應屬判決違背法令，得撤銷發回。若法院已依法傳喚、視訊或經司法互助取得陳述，並賦予詰問機會，則屬另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