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地方三等 一般民政考古題 / 民國114年 地方三等 一般民政 政治學 民國114年 地方三等 一般民政 政治學考古題
民國114年 地方三等 一般民政 政治學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為何「官僚議價模型」是「非理性決策學派」的重要代表？請舉例說明
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非理性決策學派的界定：此學派是相對「理性廣博模型」（rational-comprehensive model）而言。後者假設決策者能掌握完整資訊、依序設定目標並追求效益極大化；前者則以 Simon 的有限理性、Lindblom 的漸進主義與 Allison 的官僚政治模型為代表，主張決策受認知限制、組織利益與政治互動牽引，產出多為妥協而非最適解。 二、官僚議價模型的核心命題：此模型源自 Allison 的政府政治模型（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主張「立場決定觀點」（where you stand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政策並非層級命令的線性輸出，而是各部會、常任文官與政治任命者依其職位利益、預算規模與管轄權，彼此議價、結盟與妥協的結果。 三、何以歸類為非理性：其一，目標多元且相互衝突，無單一效用函數可極大化；其二，資訊不對稱，各單位策略性隱藏或誇大資訊；其三，決策無明確的階段順序，常出現來回折衝與「邊做邊修」；其四，參與者依組織利益而非整體利益行動，最終產出常是「最小共同分母」的次佳方案。 四、舉例說明：年度總預算編列時，各部會先膨脹需求，再經主計總處刪減與首長協商定案；國防軍購涉及軍種間的資源競逐與建案排序；能源轉型政策則須在經濟部、環境部與地方政府的管轄利益間反覆折衝，均非依理性排序一次完成。 五、評價與限制：此模型貼近行政實況，解釋力強，能說明「政策為何偏離原設計」；惟其缺乏預測能力，亦難處理重大危機下中央集權、快速決斷的情形，宜與理性模型、漸進模型互補運用，避免過度相對主義。
如何區分「例行性」與「非例行性」公共政策？請舉例說明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區分的理論基礎：Simon 將決策區分為「程式化決策」（programmed decisions）與「非程式化決策」（non-programmed decisions）。公共政策可依問題的結構化程度、目標共識高低、技術可行性、有無前例及裁量空間，區分為例行性與非例行性政策，兩者並非截然二分，而是連續光譜。 二、例行性政策的內涵：問題重複出現且性質穩定，目標明確、爭議性低，具備標準作業程序（SOP）與明確法規依據；多由基層官僚依規則處理，裁量空間小、決策層級低、執行成本與不確定性較低，重視效率與一致性。 三、非例行性政策的內涵：多屬新興、危機或高爭議議題，無前例可循，涉及價值衝突與資源重分配；目標模糊、資訊不足、需高層政治決定與跨部門協調，成敗風險高，往往需要創新方案與較長的規劃期程。 四、舉例說明：例行性政策如營業稅申報、身分證補換發、汽機車定期檢驗、中低收入戶資格審核；非例行性政策如疫情初期的邊境管制與口罩配售、年金制度改革、核廢料最終處置場選址、少子化對策等。 五、實務意義與限制：區分有助於決定決策層級、資源配置與管考密度，例行者重標準化與防弊，非例行者重協調與實驗。惟例行政策遇外部衝擊可能「非例行化」，且基層裁量常使例行政策產生實質差異，須以回饋機制動態調整。
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須具備那些重要的步驟？（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政策執行的意義：指政策方案經合法化後，將抽象目標轉化為具體行動與公共服務的過程，涉及執行機關、法制、資源與標的人口的互動。學理上以 Van Meter 與 Van Horn 的執行過程模型、Edwards III 的溝通、資源、態度、官僚結構四要素最具代表性。 二、步驟一，細部規劃與標準建立：將政策目標操作化為可衡量的績效指標、期程、經費需求與責任分工，訂定執行計畫與作業要點，使抽象價值轉為可管理的行動綱領，並預先設定評估基準。 三、步驟二，組織、法制與資源配置：指定或設置執行機關，充實人力、預算與設備，完備法規命令與授權基礎，避免「有政策、無工具」；同時釐清中央與地方、公部門與民間的權責分工。 四、步驟三，溝通宣導與協調：對內建立垂直命令與水平協調管道，化解部會本位與資訊落差；對外透過宣導、補助與誘因設計爭取標的人口配合，降低順服成本與執行阻力。 五、步驟四，執行傳遞、監督與回饋：第一線官僚依專業裁量提供服務，並透過進度管考、績效指標、民意回饋與審計進行監控；發現落差時修正執行工具或回饋至政策規劃階段，形成循環治理。
行政組織中，政治領導者為何對政府政策的執行具重要性？請舉例說明
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領導者的角色定位：政治領導者包括民選行政首長與政務人員，掌握議程設定、資源分配與人事權。其意志與優先順序決定政策能否排入議程、獲得預算與法制支持，是政策從「文本」走向「行動」的關鍵樞紐。 二、設定願景與優先順序：政策資源有限，領導者須界定問題性質、排序目標並宣示方向，使龐雜的官僚體系形成一致行動邏輯，避免多頭馬車、象徵性政策氾濫與資源分散。 三、跨機關協調與資源挹注：重大政策多屬跨域議題，須由領導者以政治權威整合部會本位、爭取特別預算與法制授權。例如疫情期間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合邊境檢疫、醫療量能與產業供應，即為典型。 四、化解抗拒與建立共識：政策常涉及利益重分配，領導者可透過溝通、補償、階段性實施與誘因設計降低阻力。例如地方政府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時，先完善資源回收配套並加強宣導，方能提高民眾順服度。 五、課責、激勵與危機決斷：領導者以績效考核與獎懲引導官僚行為，並在危機時刻迅速決斷、承擔政治責任。惟過度政治干預可能損及文官中立與專業，須以制度化課責、資訊透明與合理授權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