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10年 高考三級 一般行政 公共政策考古題

民國110年 高考三級 一般行政 公共政策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官方資料

題目與答案

第1題

近年流行以「推力」(nudge)作為推動政策之工具。「推力」背後之理論 為何?與其他政策工具之差異為何?使用這工具之優勢為何?試舉實 例闡釋之。(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理論基礎:推力(nudge)源於 Thaler 與 Sunstein 合著《Nudge》(2008),立基於行為經濟學與認知心理學。其核心假定人並非全知全能的經濟人,而是受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與捷思(heuristic)影響。心理學的雙軌系統(System 1 直覺快速、System 2 審慎分析)說明多數決策由系統一主導。推力即在不禁止選項、不顯著改變經濟誘因的前提下,透過選擇架構(choice architecture)的可預測調整,引導人們做出對自身更有利的選擇。
  • 二、與其他政策工具之差異:依 Hood 的 NATO 分類(資訊、權威、財富、組織)或 McDonnell 與 Elmore 的政策工具類型,傳統工具多為管制(authority)、經濟誘因(incentive)、能力建立(capacity-building)與象徵號召(symbolic)。推力屬「資訊與選擇架構」類型,既無強制處罰,也無實質補貼,係以「自由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方式運作,成本低、可逆性高,介於勸說與管制之間。
  • 三、優勢:其一,行政成本低廉且可快速試辦,適合以隨機對照試驗(RCT)驗證成效;其二,保留人民自由選擇權,降低對政府干預的反感與順服成本;其三,可繞過理性說服的障礙,直接改善預設選項與資訊呈現;其四,具高度可及性,可與其他工具搭配成為政策組合(policy mix)的一環,特別適合解決「知道卻做不到」的行為落差問題。
  • 四、實例闡釋:英國行為洞察團隊(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 BIT)為代表性機構。退休金自動加入(auto-enrolment)以預設選項提高參與率;器官捐贈採退出制(opt-out)提升捐贈意願;稅務機關在催繳通知加註「多數鄰居均已按時繳稅」的社會規範訊息,顯著提高補繳率;荷蘭機場於小便斗刻上蒼蠅圖樣以減少外濺。國內如簡化申請表單、主動通知可領取補助等亦屬之。
  • 五、限制與建議:推力效果常屬局部且易衰減,難以處理結構性與資源分配問題;預設選項的設定權掌握於行政機關,存在操縱與倫理爭議;若缺乏透明與課責,易生「暗黑推力」(dark nudge)。建議推力應與法制、財政工具併用,並建立事前倫理審查、事後成效評估與資訊公開機制,避免以行為修正替代制度改革。

第2題

試比較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政策分析 背後的假設與方法,並以實例說明兩者於什麼類型之政策議題上較為適 用。(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本體論與知識論假設:理性主義(rationalism)承襲實證論,主張存在客觀、可觀察的政策問題與事實,分析者可保持價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透過因果推論尋求通則化知識。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則認為社會世界由多重詮釋建構,事實與價值不可截然二分,政策問題的界定本身即涉權力與立場,知識具情境依賴性與暫時性。
  • 二、方法論差異:理性主義偏好量化與演繹取向,如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成本效能分析、系統動力模型、實驗與準實驗設計、統計迴歸,強調效度、信度與可複製性。後實證主義則採詮釋與參與取向,如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Q 方法、深度訪談、民族誌、審議式民主與參與式政策評估,重視在地知識、敘事與利害關係人的意義建構。
  • 三、適用議題類型:理性主義較適用「結構良好」(well-structured)的問題,如目標明確、因果清楚、資料充足且價值爭議低者,例如工程建設選址的效益評估、預算資源配置、疫苗接種成本效果分析。後實證主義則較適用「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如價值衝突劇烈、科學不確定性高、利害關係人眾多者,例如核能政策、代理孕母立法、基因編輯倫理、都市更新爭議。
  • 四、實例對照:以垃圾焚化爐選址為例,理性主義可計算各方案的成本、汙染擴散與健康風險,提供排序依據;但居民抗爭往往源於信任與正義感,須以後實證取向進行審議、聽證與風險溝通,處理「誰來承擔」的分配正義問題。再如長期照顧政策,財務試算屬前者,而照顧責任的性別與家庭意涵則需後者。
  • 五、整合與建議:兩者並非互斥,而是分析階段的互補。建議採「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以理性主義工具處理可量化的效率問題,以後實證取向釐清價值、界定問題並建立正當性;同時在政策分析報告中明示假設與價值前提,避免以技術理性掩蓋政治選擇,提升政策分析的民主回應性。

第3題

「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是政策過程中之重要人物。試說明 其特質、專長及其在政策過程中之功能。(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定義與理論定位: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係指在政策過程中主動投入時間、精力與資源,致力於推動特定政策倡議的關鍵行動者。Kingdon 於多重流程模型(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中指出,政策企業家扮演連結問題流(problem stream)、政策流(policy stream)與政治流(politics stream)的角色,並在政策窗(policy window)開啟時機敏地將三者耦合,促成議題進入政策議程。
  • 二、特質:文獻歸納其特質包括:高度的堅持與承諾,能承受長期挫折;承擔風險的意願,願意投入個人聲譽與資源;政治敏銳度,能判斷時機與政治氛圍;良好的人際與溝通能力,善於建立信任;以及強烈的使命感與說服熱情。此外,具備「機會警覺性」,能在危機或焦點事件發生時迅速行動。
  • 三、專長:其一,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能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設計;其二,議題建構能力,能將模糊的不滿轉譯為明確、可處理的問題;其三,聯盟建構與談判能力,能串連跨部門、跨專業與跨黨派的支持網絡;其四,資源動員與媒體溝通能力,善用證據、故事與象徵爭取關注;其五,熟悉制度程序與預算法制,掌握可行路徑。
  • 四、功能:在政策過程中,政策企業家具有四項功能:界定並凸顯問題,提升議題顯著性;發展與推廣政策方案,進行「軟化系統」(softening up)以降低採納阻力;於政策窗開啟時完成三流匯合,促成議程設定;在政策形成與立法階段擔任中介與協商者,維繫聯盟並克服否決點。其亦常於執行後擔任倡議守門人,防止政策倒退。
  • 五、實例與限制:國內如全民健康保險推動過程中的技術官僚與學者專家、同婚法制化過程中的倡議團體與關鍵立法者,均具政策企業家特徵。惟其功能亦受制度環境限制,在否決點眾多、政黨極化或資源匱乏時,影響力受限;亦可能因過度依附特定個人而難以制度化,宜以常設平台與專業幕僚體系予以支持。

第4題

為何長期穩定之政策會出現變遷之情況?試提出導致政策變遷之其中 四項公共政策理論概念,並舉例說明其如何促進政策變遷。(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斷續均衡理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Baumgartner 與 Jones 指出,政策次級系統長期由議題網絡與既有認知框架主導,呈現穩定與漸進;一旦焦點事件引發媒體與公眾關注,議題從次級系統躍升至宏觀政治層次,政策意象(policy image)改變,即出現劇烈斷裂。例如重大食安事件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迅速修法並提高罰則。
  • 二、倡議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Sabatier 認為政策次級系統由多個倡議聯盟組成,各聯盟共享信念體系(belief system)與資源。變遷來源包括外部震盪(如經濟危機、政權輪替)、政策學習與聯盟資源消長。當執政聯盟更替或外部條件改變,原居弱勢的聯盟可能取得主導權。例如能源轉型中反核與擁核聯盟的消長,隨社會氛圍與國際趨勢而改變政策方向。
  • 三、多重流程與政策窗(multiple streams and policy window):Kingdon 主張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平時各自流動,當政策窗因焦點事件或政治時機開啟,政策企業家即時耦合三流,使潛伏方案被採納。例如疫情爆發開啟遠距醫療與防疫特別條例的政策窗,使原本停滯的法案快速通過。此概念說明變遷常非理性規劃,而是時機與行動者的結合。
  • 四、路徑依賴與關鍵時刻(path dependence and critical juncture):Pierson 指出制度具有報酬遞增、學習效果與協調效果,形成自我強化機制而產生鎖入(lock-in);唯有在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如政權更迭、財政危機或重大外部衝擊,原有路徑才可能鬆動。例如年金制度因財務失衡與世代正義壓力,促使國家推動年金改革,打破長期既得利益結構。
  • 五、其他概念與綜合啟示:尚可援引政策學習(policy learning)與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說明認知改變與跨國模仿的效果,或社會建構途徑解釋目標人口形象的轉變。綜合而言,政策變遷多為漸進與斷裂交替,建議政府建立常態化的議題監測、資料回饋與參與機制,使政策在穩定中保有調適能力,避免僅被動等待危機驅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