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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1年 地方三等 一般民政 政治學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民族主義研究學者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
像的共同體》中，對傳統定義下的民族主義提出挑戰。試論述Anderson
對民族主義的定義，以及與傳統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定義進行比較。
（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Anderson 的定義：民族是「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他主張 nation 並非由語言、血緣或領土等客觀條件自然生成，而是十八世紀末以降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被「想像」出來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一旦形成，便成為可供模仿、移植的「模組」（modular），可套用於不同社會。 二、定義的四項內涵：想像的（imagined）——成員彼此素未謀面，心中卻存有共同體的意象；有限的（limited）——任何民族都劃有邊界，不會自認等同全人類；主權的（sovereign）——誕生於啟蒙運動瓦解神授階層秩序的過程，民族被想像為自由而具主權的共同體；共同體（community）——被設想為水平、平等的同志關係（deep horizontal comradeship），故能令人從容赴死。 三、形成機制：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資本主義結合印刷技術，加上人類語言多樣性無可避免的消亡，使方言躍升為「印刷語言」，形成統一溝通場域；小說與報紙以「同質而空洞的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再現共同體，讓讀者想像他人與自己同步存在。另有「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王朝為維繫統治而自上而下推行民族化。 四、與傳統定義的比較：傳統取客觀論（語言、族群、血緣、領土，如 Stalin 的定義）或主觀論（Renan 的「每日公投」、共同意志）。Anderson 既不認為民族是客觀事實，也反對視其為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或純粹捏造（fabrication）；「想像」是創造而非作假。他與 Gellner「民族主義發明民族」、Hobsbawm「被發明的傳統」對話，但強調文化情感的真實性。 五、與民族國家的比較：民族國家（nation-state）指國家疆界與民族範圍大致重合、具中央權威與主權的領土國家，屬制度與領土層次；Anderson 的民族則是認知與文化層次的建構。兩者常被混同，但民族未必有國家（如庫德族），國家亦可為多民族國家（multinational state）；民族國家是十九世紀以後國家正當性的一種形式，而非自然狀態。
學者杭亭頓（Huntington）指出，現代化的改變有可能伴隨革命
（revolution）。請問革命不同於其他政治暴力，其特殊性為何？又現代化
的過程為何可能導致革命的發生？（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革命的界定：Huntington 視革命為「社會主流價值與神話、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階層與政府政策作為的快速、根本且暴力的國內變遷」。革命不只是換人執政，而是社會結構與價值體系的斷裂與重建，故其本質是政治參與的極端形式。 二、特殊性（一）：變遷的徹底性與參與的群眾性。政變（coup d'état）、叛亂（rebellion）、暴動（riot）僅更換統治者或表達不滿，革命則改變階級結構與財產關係；且革命動員廣大群眾，特別是農民與都市中下階層，而非少數軍人精英的密謀。 三、特殊性（二）：價值重建、暴力與速度。革命訴求道德更新與新的正當性基礎，帶有烏托邦色彩，並在短期內以高度暴力完成。Huntington 因此強調，革命同時是「結構變遷」與「價值革命」，這是它與一般政治暴力最關鍵的分野。 四、現代化導致革命（一）：參與與制度化的落差。現代化帶來識字率、教育、大眾媒體、都市化與工業化，提升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水準，使期望與需求快速上升；若政治體系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不足，無法吸納新興群體的政治參與，便形成「參與爆炸、制度匱乏」的缺口，即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 五、現代化導致革命（二）：舊秩序瓦解與新群體崛起。現代化破壞傳統社會結構與既有權威的正當性，產生知識分子、學生、都市勞工等新群體；其缺乏參與管道，遂成革命先鋒。Huntington 並區分「西方型」（舊政權先崩解、再建新秩序）與「東方型」（革命者先建黨與軍隊，再改造社會）革命。此解釋偏重結構，對意識形態、國際因素與領導者能動性著墨較少。
半總統制下的「共治」
（cohabitation）意指為何？若出現共治的前提條件，
在憲政制度的配套中，那些制度設計會影響共治的出現？（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共治的意義：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指總統由人民直選、具相當實權，且內閣須對國會負責的憲政體制（Elgie 的界定）。共治（cohabitation）指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政治陣營，總統所屬政黨未掌握國會多數，因而必須任命敵對陣營人士為總理、組成對立色彩內閣；此時行政雙元（dual executive）內部的總統與總理形成緊張共處。 二、共治的前提條件：總統與國會分別由人民直選產生，且選舉時程不一致；總統與國會多數由不同政黨或聯盟掌握；總統無權任意解散國會，或解散後仍無法改變多數結構；總統任命總理須獲國會多數支持，內閣須對國會負責。四者兼具，共治才有制度上的可能。 三、影響共治的制度設計（一）：選舉時程與任期長短。若總統與國會選舉同時或緊接舉行，總統選舉的「衣尾效應」（coattail effect）易使總統陣營取得國會多數，降低共治機率；法國 2000 年將總統任期縮短為五年、並使國會選舉緊接總統選舉之後，即被視為「反共治」的制度安排。 四、影響共治的制度設計（二）：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比例代表制易造成國會多黨化與多極化，增加總統陣營與國會多數不一致的機會；兩輪絕對多數制搭配單一選區，傾向形成兩大陣營對峙，政黨紀律較強，共治較易呈現「輪替」而非「分裂」。 五、影響共治的制度設計（三）：解散權、否決權與倒閣門檻。總統擁有主動解散國會權（如法國憲法第十二條），可在共治時解散國會尋求多數支持，壓縮共治存續；建設性不信任投票（constructive vote of no confidence）則提高倒閣門檻，使共治內閣較穩定。總統「保留領域」（reserved domain）與否決權大小，則決定共治屬「合作」或「衝突」型。
俄烏戰爭的爆發，讓國際關係中研究維持和平的重要性又再次受到關
注。請從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理論解釋俄烏戰爭發生的原因，
並列舉至少三種嘗試解決戰爭、建立和平的可能途徑。（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權力平衡理論要旨：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主張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求生存與安全，會透過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增強軍備與經濟實力）與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結盟、扶植次強）阻止任何國家取得霸權；Walt 並修正為「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體系穩定有賴均勢，而非單極獨霸。 二、解釋（一）：北約東擴與均勢傾斜。冷戰後北約（NATO）持續東擴，2008 年布加勒斯特峰會承諾烏克蘭、喬治亞將入盟，俄羅斯視此為西方侵入其傳統勢力範圍與安全緩衝帶，歐洲均勢向其不利方向傾斜；烏克蘭位處「破碎帶」（shatterbelt），具緩衝國（buffer state）地位，其親西方轉向使俄羅斯喪失緩衝。 三、解釋（二）：安全困境與預防性戰爭。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下，雙方互視對方防禦措施為威脅，形成螺旋升高；俄羅斯判斷自身相對權力正下滑，遂以「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先發制人。同時，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s）、諾曼第模式（Normandy Format）等協調平台成效有限，歐美嚇阻不足，均勢機制失靈。 四、建立和平的途徑（一）：重建均勢與集體安全。其一，強化北約集體防禦、擴大軍援，提高侵略成本，以實力促談；其二，透過聯合國、歐安組織（OSCE）推動停火、監督與維和，落實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惟安理會否決權構成明顯限制。 五、建立和平的途徑（二）：中立化、軍備控制與外交調解。其三，以緩衝國中立化與多國安全保證換取撤軍，類似「芬蘭化」（Finlandization）安排；其四，重啟軍備控制與信心建立措施（CBMs），建立軍事熱線與透明度機制；其五，由第三方（土耳其、中國、教廷等）斡旋，搭配制裁與重建援助的「棍棒與胡蘿蔔」。均勢邏輯可解釋結構誘因，卻難以說明決策者認知與國內政治，且本身可能加劇安全困境，故持久和平須兼顧權力、制度與和解三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