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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一般民政 公共政策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在公共政策制定或執行的過程中，有學者認為，相較於其他種類的利益團
體（interest groups），企業或商業團體一般而言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請問
可能的原因為何？請列舉三個可能的原因說明之。此外，在某些情況下，
某一個或某些企業或商業團體則可能不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請您列舉一
種可能的情況並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問題界定與分析架構：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是指基於共同利益而組織起來、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團體；企業或商業團體則包括個別廠商、同業公會與全國性工商團體（如工業總會、商業總會）。多元主義（pluralism）假定各團體的影響力會相互抵銷，但實務觀察常認為企業影響力較大，可從資源、結構、組織、資訊與政策網絡等面向分析。 二、原因一：資源優勢與政治行動能力。企業擁有財務、人力與專業優勢，可設置公共事務部門、聘用專職遊說者（lobbyist）、投入政治獻金（campaign contributions）與媒體公關，並在法案草擬與公聽會階段即提供技術資料。相對地，消費者、環境與勞工團體多依賴志工與小額捐款，資源不對稱使其在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階段即處於劣勢。 三、原因二：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與經濟依賴。政府高度依賴企業的投資、就業與稅收，企業得以投資區位選擇、外移或「投資罷工」（investment strike）形成壓力；在經濟成長與就業為主要政績的情況下，政府傾向避免採行損害企業利益的政策，使企業對政策形成潛在的否決權（veto power）。 四、原因三：集體行動與組織優勢。依 Olson 的集體行動邏輯（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企業數目較少、利益集中且同質，較易克服搭便車（free-rider）問題並提供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反之消費者利益分散、每人獲益微小，組織成本高。再加上鐵三角（iron triangle）、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旋轉門（revolving door）與專業資訊不對稱，使企業在技術性議題上具實質影響力。 五、影響力受限的情況：當產業正當性不足或利益分裂時，企業影響力反而受限。例如菸草、高汙染產業在食安或環保風暴中，面對強烈民意、媒體監督與國際規範（如 WHO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政府為回應社會壓力而採取嚴格管制；又如產業內多為中小企業、利益異質（如攤商、小吃業），集體行動困難；或廠商高度依賴政府採購與特許，反被政府挾持。此時結構性權力與資訊優勢被抵銷，政策產出未必符合企業偏好。
青年就業問題是政府關切且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之一，假設政府想要透
過開設程式設計訓練班來緩和青年就業問題，因此在不同的縣市，都開設
相同的訓練班來培訓有志青年，為了評估該班之影響，政府蒐集了該班在
不同縣市的相關資訊。假設資料顯示A縣市的訓練班有220人報名，但因
只有100個名額，因此錄取了100人，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後，有98人結訓，
有78人在結訓後兩個月獲得工作。B縣市同樣有100個名額，結果有150人
報名，錄取100人，在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後，有97人結訓，52人在結訓後
兩個月獲得工作。請問：
從影響評估的角度來看，您認為那一個縣市的職業訓練班對於參加者有
較大的影響？請列舉兩項您認為可能的原因或理由並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影響評估的意義與指標設定：影響評估（impact evaluation）旨在辨識方案介入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核心為反事實（counterfactual），即「若未參加訓練，參與者的就業機率為何」。常用指標包括結訓率與結訓後就業率，且應以「實際參訓者」為分母。由於題目僅提供參訓者資料、缺乏對照組，嚴格而言只能比較兩縣市的方案表現，尚不能宣稱淨影響（net impact）的大小。 二、資料計算：A縣結訓率＝98÷100＝98%；結訓後就業率＝78÷98≈79.6%（以錄取者為分母為78÷100＝78%；以報名者為分母為78÷220≈35.5%）。B縣結訓率＝97÷100＝97%；就業率＝52÷97≈53.6%（52÷100＝52%；52÷150≈34.7%）。兩縣結訓率僅差1個百分點，但結訓後就業率相差約26個百分點。 三、判斷與理由一：A縣對參加者的影響較大。從「參訓者」角度看，A縣每100位結訓者有近80人於兩個月內就業，B縣僅約54人；差距主要出現在「結訓後能否順利就業」的轉換環節，而非訓練完成度。這可能反映A縣勞動市場對程式設計人力需求較強、在地產業結構與職缺較多，或就業媒合與產學合作機制較完善。 四、理由二：參與者組成與選擇效果（selection effect）。A縣有220人爭取100個名額（約2.2倍），B縣150人爭取100個名額（1.5倍），A縣錄取競爭較激烈，獲錄取者可能動機較強、基礎能力較好，結訓後求職表現自然較佳。此差異屬於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是先篩選而非訓練所造成的效果，不能全歸功於訓練班。 五、理由三：執行品質與方案設計差異。名義上課程相同，實際執行仍可能因師資、設備、教材、班級規模、業師與合作廠商不同而異；A縣若設有結訓專題、證照輔導或企業實習，並在結訓後持續追蹤與媒合，就業轉換率自然較高。此即執行落差（implementation gap）在方案層次的展現。 六、限制與建議：題目資料缺漏，無法得出唯一數值。估計淨影響的公式為「淨影響＝實驗組就業率－對照組（未受訓者）就業率」，惟尚缺未錄取者或未參訓者的就業資料、參訓前就業狀態、追蹤期間與就業品質。建議以未錄取者為對照組（A縣120人、B縣50人），採差異中的差異（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或隨機分派設計，並注意樣本規模小與地區勞動市場差異造成的估計偏誤。
依據學者在拉丁美洲中許多城市的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在不同城市的
街道上，大多是由中低收入戶所營運的違法商家或攤販，雖是這些中低收
入戶的主要收入來源，但也造成街道髒亂等的外部性，容易引起一般民眾
及中產階級者的不滿。政府有制定相關的管制法規，但不同地方政府對於
違法商家或攤販的執法程度或稽查強度是不同的，請您從政策執行或分
配政治的角度來分析：列舉四項可能影響地方政府執法或稽查強度的因
素並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問題性質與分析架構：違法攤商同時具有「中低收入戶生計來源」與「街道髒亂、交通與衛生外部性」的雙重性質，屬管制型政策的執行問題。影響地方執法或稽查強度的因素，可從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的資源、意願、標的團體與制度設計，以及分配政治（distributive politics）的選票結構與利益分配兩個角度分析。 二、因素一：財政與行政資源（執行能力）。稽查需要人力、經費、裝備與資訊系統；財政困窘或員額不足的地方政府，只能採取選擇性執法、專案式取締或以勸導代替裁罰，形成執行落差（implementation gap）。資源充裕、設有專責市場管理單位並建置攤商資料庫的縣市，稽查頻率與裁罰件數通常較高。 三、因素二：政治意願與選舉誘因（執行意願）。首長重視程度、政績指標與選舉週期直接影響投入；攤商多集中於商圈、夜市與傳統市場，具動員與票源能力，里長、議員常居間關說，形成「選票—關說—執法」的分配政治邏輯。選舉前後或首長更替時，執法強度常出現明顯波動。 四、因素三：標的團體的順服與抗拒能力。攤商組織化程度、抗爭能力與社會同情度影響執法成本；若攤商組成自治會、可發動集體抗爭，或社會普遍視其為自食其力的弱勢者，基層執法人員易產生同情性裁量（street-level discretion），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消極作為，使法規形同具文。 五、因素四：法規設計與權責分散（制度設計）。罰則過輕、缺乏連續罰與強制執行手段、取締標準模糊，加上權責分散於警察、環保、衛生、市場管理與建築管理等單位，多頭馬車易相互推諉；反之，若採聯合稽查、訂定明確裁量基準與累進裁罰，並搭配攤販集中區的合法安置，執法強度與正當性均可提升。 六、補充因素與政策建議：外部壓力與課責機制亦具關鍵作用，中產階級居民、社區組織、媒體與網路輿論的關注，以及中央考核、補助款與廉政課責，會提高地方執法強度；缺乏外部監督時，執法易受地方人情網絡左右。建議以「輔導合法化、集中管理＋社會救助與轉業輔導」替代單純取締，以降低分配衝突與執行阻力。
有些學者們認為在實務上，以全面理性的方式來分析公共政策是不可能
的，請列舉五項可能的原因或理由說明之。（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模式假定與問題所在：全面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模型假定決策者能明確界定問題、建立目標階層、窮盡所有備選方案、完整預測各方案的成本效益，並選出淨效益最大的方案，Simon 稱之為「經濟人」模式。實務上難以成立，主要理由如下。 二、理由一：認知限制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人類的注意力、記憶與資訊處理能力有限，無法同時掌握大量變數與長期後果；Simon 指出決策者實際上追求「滿意」（satisficing）而非極大化，常以經驗法則、捷徑與既有慣例作成判斷。 三、理由二：資訊不完整與高度不確定。政策後果具長期性、跨域性與外溢效果，資訊蒐集成本高昂，因果關係模糊；未來經濟、科技與國際環境難以預測，決策常在不確定（uncertainty）與模糊（ambiguity）的情境下完成，難以精確計算成本效益。 四、理由三：目標與價值衝突。公共政策涉及效率、公平、環境、人權等多元價值，難以化約為單一效用函數並排出先後次序；目標之間可能相互衝突（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極大化」缺乏客觀的共同度量單位，只能透過政治協商取得暫時平衡。 五、理由四：時間、資源與分析成本限制。決策有期限壓力，預算、人力與政治資本均有限；窮盡方案與精密分析的成本可能超過決策本身的效益，故實務多採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或混合掃描（mixed scanning），在有限時間內作出可行調整。 六、理由五：政治與制度限制。政策是多元利害關係人協商妥協的結果，須考量政治可行性、選票、利益團體壓力與府會關係；組織分工、標準作業程序、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與部門本位主義亦限制方案搜尋範圍。因此實務產出多為「夠好」而非「最佳」的方案，並常以事後補救取代事前完整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