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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僑務行政(選試法文) 兩岸關係考古題
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僑務行政(選試法文) 兩岸關係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在我國政府的大陸政策中,有關「九二共識」目前在臺灣社會中呈現多元
的意見,其中又以「一中原則」及「一國兩制」,有不少爭議,請說明「九
二共識」之起源、主張、爭議及現況發展為何?(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起源與性質:九二共識(1992 Consensus)源於1992年10月海基會與海協會在香港會談,雙方就「一個中國」內涵未能達成具體文字協議;同年11月經函電往來,形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諒解。中方表述為「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我方則表述為「對一個中國的涵義,雙方認知不同」。2000年時任陸委會主委蘇起以「九二共識」一詞概括,並非雙方簽署之條約或協議,這是日後爭議的根源。 二、各方主張:北京將九二共識界定為「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強調兩岸同屬一中、共同謀求統一,並將其作為兩岸協商的政治前提;中國國民黨則主張「一中各表」,認為九二共識是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架構,我方所表述的一中就是中華民國。民進黨及部分本土陣營則質疑九二共識是否存在、其內涵是否已被北京片面改寫,因而拒絕以九二共識作為交流前提。三方對同一名詞之詮釋,形成「同名異義」。 三、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之爭議:一中原則係北京對主權歸屬與國際代表權的立場,主張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國兩制則是北京設計的統一後制度安排,強調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台灣可維持原有社會制度。北京將九二共識、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串接,2019年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後,台灣社會更憂心接受九二共識等同接受一國兩制;香港反送中運動後,此一疑慮進一步加深。儘管各方對兩者關係有不同解釋,爭議仍未化解。 四、主要爭議:其一是本體爭議,九二共識有無共識、是口頭諒解或政治創造,文獻解讀不一;其二是詮釋權爭議,北京強調「同屬一中」,我方在野政黨強調「一中各表」,但北京在國際場合並不接受中華民國表述;其三是政治效果爭議,接受九二共識是否等於預設統一方向、弱化主權;其四是程序爭議,重大兩岸政治前提是否應經國會與民意檢驗。這些爭議使九二共識由協商基礎轉為選舉與社會動員的標籤。 五、現況發展: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因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官方協商與制度化溝通停擺;北京改以惠台措施、民間交流與地方互動繞過我國政府,並在國際上壓縮台灣空間。2019年北京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我國政府則指出北京已將九二共識定調為一國兩制,2020年大選後台灣民意更傾向拒絕一中原則。至2023年,兩岸官方僵局未解,民間交流逐步恢復,但軍事威懾與經濟脅迫仍持續,九二共識已成高度政治化的符號。 六、政策啟示:對我國而言,兩岸交流與政治前提應適度區隔,既不能以接受一中原則換取短期經濟利益,也不宜將所有交流污名化;政府應強化國防嚇阻、經濟韌性、民主防禦法制與社會溝通,並建立兩岸危機管理機制。北京若堅持以其定義的九二共識作為對話門檻,並將一國兩制作為統一方案,官方協商難有突破;未來九二共識的存續,將取決於北京如何定義、國民黨如何詮釋,以及台灣民意如何檢驗。
在兩岸交流中,常會出現中國利用各種手段,譬如利用經貿手段,逼迫臺
灣接受中共的政治要求,而達到「以商逼政」的交流模式。請以實例說明
中共對臺「以商逼政」之策略,及我國政府之反應。(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概念界定:「以商逼政」可譯為 economic coercion 或 commercial coercion,指北京運用市場准入、貿易禁令、投資與稅務查察、觀光客源、供應鏈依賴等經濟槓桿,對我國政府、企業、地方與社會施壓,要求其在兩岸定位、政治表態或政策選擇上讓步。其操作原則是「胡蘿蔔與棍棒並用」:對配合者給予優惠,對挑戰者提高成本,並刻意區隔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業者,以產生分化與施壓效果。 二、農漁產品禁令:2021年3月北京以介殼蟲檢疫為由暫停台灣鳳梨輸入,同年9月暫停釋迦與蓮霧,2022年6月再以藥物殘留為由暫停石斑魚,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訪台後擴大暫停柑橘類、冰鮮白帶魚與凍竹莢魚,並暫停天然砂出口。受影響者多為中南部農漁民,北京藉此製造「支持台獨會付出經濟代價」的預期,並促使業者與地方政府向中央施壓。2023年中國商務部對台展開貿易壁壘調查,顯示手段由個案禁令走向制度性壓力。 三、觀光與人員往來:北京亦以陸客來台作為政治籌碼。2019年8月無預警暫停47個城市居民赴台個人遊,2020年疫情後全面停止;疫後是否恢復、恢復哪些城市與對象,往往與兩岸政治氣氛連動,並以試點方式區隔不同縣市。此舉使觀光、旅宿、餐飲與交通業者承受營收壓力,業者組團陳情、地方政府亦向中央喊話,形成「以民逼官」的社會壓力鏈。北京藉由觀光資源的收放,將經濟利益轉化為政治表態的誘因。 四、企業與地方交流:北京對台商採「查稅、查環保、查土地」等選擇性執法,2021年遠東集團在上海、江蘇等地被查出多項違規並遭重罰,國台辦並表明不允許台商「吃飯砸鍋」;部分企業被要求官網標示「中國台灣」,否則遭抵制或查處。另一方面,北京透過台商協會、工商團體與地方首長組團交流,簽署城市交流備忘錄、採購協議,繞過中央政府建立「地方對地方」的協商管道,形成「以商圍政」與「地方包圍中央」的效果。 五、我國政府反應:政府一貫主張兩岸經貿交流應健康、對等、不預設政治前提,對北京選擇性禁令表達抗議,並在WTO相關委員會與雙邊管道提出關切;同時推動市場分散,包括新南向政策、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爭取加入CPTPP、拓展日歐與中東市場。對受衝擊農漁業,政府提供外銷運費補助、國內促銷、冷鏈與加工升級;對產業則以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供應鏈韌性與台商回流因應,並強化反滲透、政治獻金與遊說法制,降低經濟交流被政治操作之風險。 六、限制與建議:經濟脅迫雖可造成短期痛苦,卻也易激起台灣社會反感,效果並非無限;政府補貼只能治標,長期仍須提升農漁產品競爭力、冷鏈物流與品牌價值,並協助業者分散市場。兩岸經貿高度互賴,完全脫鉤不切實際,較佳策略是「去風險化」而非「脫鉤」:建立經濟安全預警、受影響產業溝通平台、敏感技術與關鍵基礎設施保護,並在維持民間交流的同時劃設政治紅線。唯有降低依賴、提高替代性,才能削弱以商逼政的槓桿。
所謂「印太戰略」
(Indo-Pacific Strategy)之內容為何,由何人於何時提出?
(13分)「印太戰略」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何影響?(12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提出者與時間: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並非單一國家、單一文件,而是以「自由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為核心的政策群。學界一般追溯至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度國會發表的「兩洋交匯」演說,2016年安倍在第六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 VI)正式提出FOIP;美國於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予以採納,2018年將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為印太司令部,2022年公布《美國印太戰略》。 二、主要內容:FOIP強調自由、開放、法治、航行自由與市場經濟,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其政策支柱大致包括:普及自由開放之國際秩序、追求經濟繁榮與高品質基礎建設、確保和平與穩定(海上安全、災害防救、人道援助)。具體工具包括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AUKUS)、雙邊同盟與友岸外包、供應鏈韌性、數位與科技合作、海事領域覺知。它並非北約式集體安全,而是議題導向、網絡化的安全與經濟架構。 三、對兩岸關係之影響(一):台灣議題國際化。印太戰略將台海和平穩定納入區域安全核心,美日菲澳等國公開關切台海現狀,台灣由兩岸雙邊爭議轉為印太安全與供應鏈議題;半導體、海運與第一島鏈地位,使台灣戰略價值上升。這為我國帶來更多國際支持與合作機會,但也使北京更警惕「外部勢力介入」,加大軍事演訓、外交打壓與經濟脅迫,兩岸敵意螺旋隨之升高。 四、影響(二):嚇阻與風險並存。美國透過強化同盟、前沿部署、對台軍售、聯合演訓與情報分享,提高中國動武成本,形成「綜合嚇阻」;日本、菲律賓、澳洲等國亦調整防衛政策,間接增強台海周邊的嚇阻網絡。然而,嚇阻同時可能引發安全困境:北京以軍機艦繞台、灰色地帶行動、飛彈試射與認知作戰反制,台海誤判與擦槍走火風險上升。台灣若過度依賴外部安全承諾,亦可能被視為大國博弈的棋子,削弱自主性。 五、影響(三):經濟與制度競爭。印太戰略推動供應鏈重組、「去風險化」、晶片與關鍵礦產安全,台商加速在中國與美日歐市場間調整布局;我國以新南向政策、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與爭取CPTPP連結印太經濟網絡。北京則參與RCEP、推動一帶一路與全球安全、全球發展倡議,擴大制度影響力,形成制度與規則競爭。東協國家多主張「東協中心性」,不願選邊,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仍受政治限制,這是印太架構對兩岸關係的另一層制約。 六、限制與我國因應:印太戰略缺乏統一指揮與約束力,各國利益不一:印度強調戰略自主,東協不願選邊,南太島國關切債務與氣候,美國政策亦受政權更迭影響。對我國而言,應以「韌性、嚇阻、對話」三軸並進:強化國防與灰色地帶應處、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實質合作、推動供應鏈多元化,同時維持兩岸溝通管道,避免成為任一方交易的籌碼。印太戰略提供機會,但不保證安全,台灣仍須以自身實力與民意為後盾。
2022年6月菲律賓新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
上任,並在南海主權與區域安全上有新的主張,從而強化美國與菲律
賓在區域安全上的合作,請問上述國際新趨勢,對兩岸關係之發展有
何種影響?(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一、背景與政策轉向:2022年6月小馬可仕(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就任菲律賓總統後,調整前任政府對中國的綏靖路線,強調南海主權、國際法與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決,並以「透明度倡議」公開中國海警水砲、碰撞等行為。菲方在仁愛暗沙(Second Thomas Shoal)持續對擱淺軍艦進行運補,與中國海警多次對峙;同時強化與美國的同盟協調,將南海爭議從雙邊摩擦提升為區域安全議題。 二、美菲安全合作之強化:2023年2月菲方同意新增4處「加強國防合作協議」(EDCA)據點,使總數增至9處,其中呂宋島北部卡加延、伊莎貝拉等地鄰近台灣;2023年4月美菲外長防長「2+2」會談重申《美菲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MDT)適用於南海對菲公務船、飛機與武裝部隊之武裝攻擊;雙方並擴大「肩並肩」(Balikatan)演習、聯合海空巡邏、情報監偵與人道救災合作。美國並擴大在菲輪調部署與基地使用,強化第一島鏈南段的嚇阻態勢。 三、對兩岸關係之影響(一):地理與軍事聯動。呂宋島北部EDCA據點距台灣南端僅數百公里,可提供美軍分散部署、後勤、情報監偵與火力打擊的選項,使美軍在台海有事時多了「南方側翼」;這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東部戰區與海上封鎖構成牽制,也讓菲律賓在台海衝突中難以完全置身事外。對台灣而言,這增加了戰略縱深與國際支持,但也使台海與南海的戰場想像相互連結,台灣可能被捲入更大的區域衝突。 四、影響(二):南海與台海議題連動。中國在南海以海警、海上民兵與漁船對菲施壓,同時在台海周邊舉行軍演,形成「雙海連動」;美國則將南海與台海納入同一印太嚇阻架構,透過美日菲、美菲澳等小多邊機制整合。菲方雖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但關注台海和平穩定;台菲實質關係雖有空間,仍受一中框架限制。此顯示馬尼拉在「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之間擺盪,區域安全網絡越密,北京越可能以軍事、經濟與認知手段分化。 五、影響(三):區域多邊化與風險升高。美菲合作帶動美日菲、美菲澳等小多邊協調,也促使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國增加在南海的聯合巡邏與演訓;東協內部對南海立場分歧,部分國家不願選邊,形成小多邊合作與東協中心性之間的張力。對兩岸關係而言,區域安全網絡越密,北京越可能以軍事演訓、經濟誘因與認知作戰分化;一旦南海發生擦槍走火,台海亦可能被連動,增加誤判與升級風險。 六、我國因應:我國應支持南海航行自由、和平解決爭端與國際法原則,並與理念相近國家深化海上執法、災害防救、漁業管理、供應鏈與人道援助合作;同時強化國防自主、灰色地帶應處與社會韌性,避免在南海議題上過度刺激或選邊。對菲關係宜以經貿、農業、醫療與災防等低敏感領域累積互信,建立危機溝通機制;兩岸方面則應維持溝通、降低誤判,避免台灣成為大國交易的籌碼。區域新趨勢帶來機會,也帶來風險,關鍵在於自主實力與風險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