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僑務行政(選試西班牙文) 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古題
民國112年 高考三級 僑務行政(選試西班牙文) 國際政治經濟學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請比較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及印太經濟架構（IPEF），（15分）並評估我國加入的可行性。
（10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三者定位不盡相同。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係東協加五（中、日、韓、澳、紐）於2022年生效的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屬傳統FTA，重在關稅減讓與原產地累積。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係美國退出後由11國於2018年生效的高標準協定。IPEF（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印太經濟架構）則為2022年美國主導、非傳統FTA的經濟合作框架，不含市場進入。
- 二、成員與規模。RCEP有15個成員，涵蓋約23億人口、全球GDP約三成，是人口與貿易量最大的區域協定；CPTPP原有11個創始成員，英國於2023年簽署加入議定書後擴為12國，GDP合計約占全球13%至15%，規模較小但成員多為高所得經濟體；IPEF現有14個成員，包含美、日、印度、印尼等，涵蓋印太主要經濟體，惟印度曾退出貿易支柱談判。三者在地理上高度重疊，競爭意味濃厚。
- 三、制度深度與約束力。RCEP關稅減讓約九成，原產地規則採區域累積，但未納入勞工、環境專章，國營企業與政府採購規範寬鬆，爭端解決機制較弱，被視為「低標準、廣覆蓋」。CPTPP則要求貨品幾乎全面零關稅，並涵蓋勞工、環境、國營企業、數位貿易、政府採購與投資人與國家爭端解決（ISDS），具法律拘束力與擴充機制。IPEF以供應鏈韌性、潔淨經濟、公平經濟及貿易四支柱為主，多簽署部長級聲明或協定，不涉及關稅減讓，約束力與市場誘因均較低。
- 四、我國加入RCEP可行性極低。RCEP採共識決，中國為成員且具實質否決權，在我國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身分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上，政治障礙難以克服；加以RCEP市場開放幅度與我國產業互補性有限，經濟誘因亦不如CPTPP。CPTPP方面，我國於2021年9月提出申請，經貿體制、智慧財產、競爭政策等條件大致符合，半導體與資通訊供應鏈地位亦為成員所需；惟入會須全體成員共識，仍受兩岸因素牽制，且農業、汽車等敏感部門須先完成國內調整與衝擊評估。
- 五、IPEF與替代路徑。我國並非IPEF成員，美國亦未邀請，短期難以循此架構取得市場進入；惟可在供應鏈韌性、潔淨能源、數位貿易等支柱下，透過雙邊機制實質參與，如「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已就貿易便捷化、反貪腐等議題簽署首批協定。政策建議上，宜採「多軌並進」：對內完成法規調和與農業轉型補償，對外爭取CPTPP成員個別支持、深化與美日歐雙邊協定，並以WTO場域維護經貿空間，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
請說明何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金德柏格陷阱」
（Kindleberger Trap）及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15分）
並分析三者的差異性為何？（10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由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典出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雅典崛起引起斯巴達恐懼之語。其核心命題為：當新興強權實力逼近既有霸權，結構性壓力易使雙方陷入猜疑、軍備競賽與安全困境，最終導向戰爭。艾利森檢視近代16組霸權競爭案例，其中12組以戰爭收場，僅4組和平收場，因而主張戰爭雖非必然，卻是最可能的預設結局，需以制度性對話與戰略自制加以避險。
- 二、金德柏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源自金德柏格（Charles Kindleberger）對1930年代大蕭條的分析：當世界經濟亟需領導者提供開放市場、最後貸款者與穩定通貨等公共財時，具實力者卻選擇退縮，導致秩序崩解。奈伊（Joseph Nye）將其引申為：霸權衰落或新強權尚未願承擔責任的空窗期，全球公共財供給不足，形成治理真空。其風險不在強權衝突本身，而在「無人負責」——氣候、疫病、金融穩定等議題尤易受害。
- 三、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由金德柏格、吉爾平（Robert Gilpin）與克拉斯納（Stephen Krasner）等人建構。其主張國際經濟秩序具公共財性質，因搭便車問題難以自願供給，須由具備經濟規模、貨幣優勢與安全供給能力的霸權國承擔成本，開放貿易體系方能維繫；霸權衰退則秩序鬆動。戰後美國主導的布列敦森林體系、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常被引為例證，而英國於兩次大戰間的能力不足則為反例。
- 四、三者差異可自問題層次、機制與時間軸觀察。修昔底德陷阱屬安全與權力轉移層次，解釋霸權與挑戰者為何可能開戰，屬雙邊結構壓力；霸權穩定論屬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秩序供給理論，解釋霸權為何是穩定前提，屬體系層次；金德柏格陷阱則聚焦公共財供給斷層，解釋霸權衰退或交接不順時秩序如何失靈，屬治理層次。前二者為理論命題，後者近於政策警語，且可與霸權穩定論互為補充。
- 五、理論啟示與限制。三者均帶結構決定論色彩，忽略國內政治、制度信任與核武嚇阻等中介變項；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選樣與戰爭定義亦受質疑，霸權穩定論則難以解釋後霸權時期多邊制度的韌性。對照當前美中競逐，政策重點應在建立危機溝通與護欄、避免安全困境螺旋，同時督促新興強權分擔公共財、支持多邊機制，使我國在半導體供應鏈與區域安全中成為不可或缺的合作者，而非被交易的籌碼。
請說明經濟學「不可能的三位一體」（the Impossible Trinity）為何？（10分）
此概念是否適用於美國聯準會，原因為何？（1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不可能的三位一體（the Impossible Trinity），又稱三難困境（trilemma），源自 Mundell-Fleming 模型。其主張一國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移動與貨幣政策自主三項目標中，最多只能同時達成兩項，第三項必然犧牲。理由在於：若資本可自由進出且匯率固定，央行的利率調整將引發套利資金流動，為維持匯率須進場干預，貨幣供給因而被動配合，自主性喪失；反之，欲保自主與固定匯率，即須管制資本。
- 二、三種典型組合。其一，採固定匯率與資本自由移動，放棄貨幣政策自主，如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currency board），利率須跟隨美元；其二，採浮動匯率與資本自由移動，放棄匯率穩定，如美國、歐元區，以匯率吸收外部衝擊；其三，採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自主，實施資本管制，如中國大陸的有管理浮動搭配資本帳審慎管理。實務上各國多在中間地帶移動，形成中間制度或部分資本管制。
- 三、就形式而言，此概念適用於美國聯準會（Fed）。美國資本帳高度開放，Fed 依法具政策獨立性並以雙重使命（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為目標，因此依三難邏輯必須採浮動匯率，讓美元匯率由市場決定，事實上美元亦是主要浮動貨幣。故 Fed 的選擇落在資本自由移動＋貨幣政策自主＋浮動匯率的角點解，而非固定匯率，此與理論預測一致。
- 四、但其實質運作有兩項修正。第一，美元為全球主要準備貨幣與安全資產，Fed 的利率決策透過全球金融循環（global financial cycle）外溢至他國，形成美國制定、他國承受的不對稱，Rey 因而主張對非準備貨幣國而言是兩難（dilemma）而非三難。第二，Fed 的自主性主要受國內法律授權、通膨預期與金融穩定約束，而非受匯率目標牽制；美元升值雖影響出口與新興市場債務，卻非政策反應函數的核心。
- 五、結論與延伸。三難困境仍是理解匯率制度選擇的有用框架，但其二元假定已被修正：資本管制可具選擇性、外匯干預可沖銷（sterilized intervention），加上全球金融循環與美元體系的不對稱性，使各國實際面對的是三難加上政策空間的光譜。對我國的啟示在於：小型開放經濟體若欲維持匯率相對穩定，須以審慎的資本管理、充足外匯存底與總體審慎措施換取政策空間，並留意美國貨幣政策外溢效果。
試論述俄烏戰爭對全球金融體系、全球能源市場及全球糧食價格的影響
為何？（25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俄烏戰爭自2022年2月爆發後，透過金融制裁、能源供給與糧食出口三條管道同時衝擊全球總供給，形成停滯性通膨壓力。其傳導機制為：制裁與資產凍結推升風險溢酬與融資成本，能源與糧價上漲推升通膨，央行被迫緊縮又抑制需求，開發中國家則同時承受進口成本上升、資本外流與債務負擔加重，衝擊呈非對稱分布。
- 二、全球金融體系方面。西方將部分俄羅斯銀行排除於 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之外，並凍結俄國央行約三千億美元外匯存底，使美元武器化與儲備資產安全性成為各國央行重新評估的課題；俄、中推動以本幣結算、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與 SPFS（俄版金融訊息系統）等替代管道，惟短期難以撼動美元主導地位。同時，能源與糧價推升通膨，主要央行急速升息，新興市場面臨資本外流、貨幣貶值與主權債違約風險，金融碎片化與區域化趨勢加深。
- 三、全球能源市場方面。歐洲戰前約四成天然氣與三成石油來自俄羅斯，戰爭促使歐盟提出 REPowerEU，轉向美國、卡達液化天然氣（LNG）並重啟節能與再生能源布局，天然氣現貨價格（TTF）一度飆漲數倍，電價與工業成本隨之攀升。G7 與歐盟對俄海運原油與油品實施價格上限，俄油轉向印度、中國折價銷售，全球貿易流向重組；同時，能源安全重新壓過減碳優先，部分國家延役燃煤電廠，使淨零路徑出現短期倒退。
- 四、全球糧食價格方面。俄烏合計供應全球小麥約三成、玉米近兩成、葵花油逾六成，黑海港口封鎖與烏克蘭春耕受阻，使小麥、玉米價格於2022年上半年急漲，聯合國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創歷史新高。雖經土耳其與聯合國斡旋達成黑海穀物倡議，一度恢復出口，但其後中止，加上肥料與能源成本上升、出口限制與恐慌性囤糧，中東、北非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糧食不安全人口顯著增加。
- 五、外溢效應與政策工具。糧食與能源屬剛性需求，價格上漲具累退效果，弱勢家戶與糧食淨進口國受創最深，可能引發社會動盪與政治風險；同時，俄烏戰爭加速經濟安全化，各國以補貼、戰略儲備、出口管制、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與產業政策回應，WTO 規範的約束力相對弱化。國際協調機制如糧食安全與能源安全對話、人道走廊、價格上限與多邊融資援助，成為緩解衝擊的主要工具。
- 六、對我國之啟示。我國能源高度依賴進口，宜強化天然氣長約與儲槽容量、分散來源並加速再生能源與電網韌性；糧食方面應確保安全存量、多元進口與飼料替代；金融面則須關注美元利率與匯率波動對壽險、外債與企業融資的影響。整體而言，俄烏戰爭揭示地緣政治風險已成總體經濟與金融穩定的核心變數，唯有以韌性而非效率為核心重構政策，方能降低外部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