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14年 地方三等 社會行政 社會學考古題

民國114年 地方三等 社會行政 社會學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官方資料

題目與答案

第1題

我國生育率長期居全球最低國家之一,並被視為國安危機。請試著以衝 突論的觀點,由家庭制度的分析角度,解釋我國及其他東亞國家低生育 率的原因。(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衝突論的基本預設與家庭制度的定位:衝突論(conflict theory)不把家庭視為和諧整合的單位,而是資源分配與權力競奪的場域。家庭既再生產勞動力,也再生產階級與性別的不平等;恩格斯(F. Engels)即指出,一夫一妻制的形成與私有財產的繼承密切相關,女性無酬家務則是支撐資本積累的隱形補貼。由此看來,低生育率並非單純的「意願不足」,而是家庭制度內在矛盾的表現。
  • 二、東亞家庭主義與性別分工的落差:東亞各國共享儒家家庭主義(familialism)、從夫居與照顧責任女性化的文化遺緒。麥克唐納(P. McDonald)的性別公平理論指出,當女性在教育與就業領域的性別平等快速提升,家庭內部分工卻仍停滯時,生育率反而最低。台灣女性婚後仍承擔「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生育的機會成本集中由女性吸收,形成制度性的誘因反轉。
  • 三、婚姻市場中的地位競爭與階級排除:衝突論強調,婚配是一種地位交換。教育婚配上的「上嫁」(hypergamy)偏好、婚姻擠壓(marriage squeeze),加上房價、婚禮與育兒構成的「婚姻套餐」門檻,使中下階層男性被排除於婚配市場之外。育兒則淪為教育軍備競賽,家庭必須以補習與才藝投資維持階級位置,進一步壓縮生育數量。
  • 四、勞動市場與再生產成本的外部化:在雙元勞動市場下,低薪、長工時與非典型就業使年輕世代無力成家;企業與國家則把再生產成本轉嫁給家庭。東亞的生產主義福利體制(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重經濟成長、輕社會投資,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程度不足,公共托育與長照供給稀薄,家庭只能以「少生」作為理性回應。
  • 五、政策意涵:由衝突論觀之,低生育率是家庭、勞動與福利三套制度矛盾的總和,而非道德或態度問題。政策上應推動普及公共托育、育兒成本社會化、鼓勵男性請育嬰假以鬆動性別分工、改善工時與薪資結構,並讓婚育與婚姻制度脫鉤,才能真正降低生育的制度門檻。

第2題

2000 年初期以來全球生產鏈快速形成,請說明歐美與亞洲各國生產鏈的 關係。並以社會學的角度詮釋,川普要求各國在Covid-19 疫情後移向美 國成立生產線的現象與全球化的關係。(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全球生產鏈的形成與歐美—亞洲的分工格局:2000年代初期起,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GVC)快速擴張,形成「歐美出品牌與規格、亞洲出製造與零組件」的結構。歐美龍頭企業(lead firms)掌握研發、設計、品牌與通路標準,亞洲各國則依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梯次承接,日本先行,四小龍跟進,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工廠」,形成三角貿易與代工網絡。
  • 二、治理結構與權力不對等:格里菲(G. Gereffi)區分市場型、模組型、關係型、捕獲型(captive)與層級型治理。代工廠多處於捕獲型關係,議價能力薄弱,利潤沿「微笑曲線」(smiling curve)兩端集中於品牌與關鍵技術。這種分工使亞洲供應商承擔存貨、匯率與勞動條件風險,歐美則享有價值鏈的租金,構成世界體系中核心與半邊陲的再生產。
  • 三、疫情衝擊與韌性轉向:Covid-19 造成斷鏈、缺櫃與晶片荒,使即時生產(just-in-time)轉向「以防萬一」(just-in-case)。美國遂以關稅、出口管制、晶片法案(CHIPS Act)與通膨削減法案(IRA)等產業政策,要求關鍵產線回流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供應鏈由成本極小化轉為風險極小化。
  • 四、社會學詮釋:生產線回流並非全球化的終結,而是全球化的重組與再邊界化(re-bordering),學界稱之為「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波蘭尼(K. Polanyi)的雙重運動觀點提醒,市場擴張必引發社會自我保護;貝克(U. Beck)的風險社會則說明,跨國風險使國家角色回歸。經濟民族主義與地緣經濟邏輯,使生產鏈從「效率鑲嵌」轉為「安全鑲嵌」。
  • 五、對台灣的意涵:台灣位於晶片與伺服器等關鍵節點,受益於去風險化訂單,卻也承受選邊壓力與「矽盾」的雙面性。宜以技術升級、多元市場布局與供應鏈透明化,降低單一依賴,並在國際分工中由代工者升級為規則的共同制定者。

第3題

20 世紀初興起的「科學管理理論」深深影響後續生產模式,請解釋何謂 「泰勒主義」?也請舉任一個臺灣目前還採用泰勒主義生産方式的例 子。(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定義與時代背景:泰勒主義(Taylorism)源自泰勒(F. W. Taylor)1911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主張以科學方法取代經驗法則與師徒制,把管理由「憑經驗」轉為「可計算」。其背景是美國大量移民勞工、低技術與高流動的工廠體制,亟需以標準化提升效率並壓低單位成本。
  • 二、核心內涵:其一,動作與時間研究(time and motion study),由吉爾布雷斯(F. Gilbreth)等人將作業分解為最小動作單元,剔除無效動作以尋找「唯一最佳方法」(one best way);其二,差別計件工資(differential piece-rate)以獎懲誘導產出;其三,科學選工、訓練與培育;其四,構思與執行分離(separation of conception from execution),由管理部門設計流程,工人只負責執行,並輔以功能式領班(functional foremanship)。
  • 三、與福特主義的關係及批評:泰勒主義提供方法,福特主義(Fordism)以裝配線與大量生產將其制度化的具體形態。布萊弗曼(H. Braverman)批評其造成去技術化(deskilling)與勞動異化,工人喪失整體製程知識;亦削弱工會與集體協商,並把疲勞與職災風險轉嫁勞工,形成「管理特權」的意識形態。
  • 四、台灣仍採用的例子:電子代工業的組裝線即為典型,例如消費電子產品代工廠的產線,普遍以標準作業程序(SOP)把鎖螺絲、貼膜、測試切成秒級動作,設定產線節拍(takt time),以良率、稼動率與單位產出工時考核,並以績效獎金與加班配合拉高產能。此即動作分解、標準工時與差別誘因的當代版本。
  • 五、限制與轉型:泰勒主義適合規格穩定、大量重複的製程,卻難以回應客製化、創新與服務彈性,也易造成過勞與高流動率。今日多與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自動化與人因工程並存,透過參與式改善與輪調,在保留標準化的同時降低其去技術化與異化的副作用。

第4題

臺灣自90 年代開放外籍勞工,近年來也通過給予資深外籍移工申請永久居 留證,全球化下移工移動現象更頻繁。請試分析全球化下族群移動的特 性;並分析在移民議題上臺灣是屬於熔爐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 (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全球化下族群移動的特性:當代遷移呈現「雙軌化」,高技術白領依全球城市與跨國企業流動,低技術藍領則受雙元勞動市場(dual labor market)的勞力短缺與薪資落差驅動。移動型態趨於契約化、暫時化與循環化,並因女性投入照顧與家事服務而出現「遷移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移民網絡、僑匯(remittance)與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使移民同時嵌入兩地社會。
  • 二、全球照顧鏈與跨國家庭:霍克希爾德(A. Hochschild)的全球照顧鏈(global care chain)指出,富裕國家的女性外出就業後,其照顧責任由較貧窮國家的女性跨境承接,形成性別與族群交織的再生產勞動階層。移工因而常面臨家庭分離、母職污名與「超多樣性」(superdiversity)下的語言與宗教差異,並承受種族化(racialization)與社會排斥。
  • 三、台灣的制度安排:我國自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以專案與法制方式引進外籍勞工,長期採「客工制度」(guest worker)與補充性原則,藍領移工受雇主綁定、轉換雇主受限、家庭團聚不易;白領專業人士則另有較寬鬆的居留與依親規定。婚姻移民則被納入「新住民」政策框架,享有母語教學、多元文化活動與新住民發展基金等資源;近年並修法允許工作達一定年限的資深移工申請永久居留,惟實際門檻與配額仍待觀察。
  • 四、熔爐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的判準:熔爐主義(melting pot)強調同化與 Anglo-conformity,期待移民融入主流;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則承認差異、賦予集體文化權利,並以反歧視、母語教育與公共資源保障為政策工具。台灣在修辭與教育文化政策上明顯偏向多元文化主義,對婚姻移民尤其友善;但對藍領移工仍以暫時性、可替換的勞動力對待,形成「階層化的多元文化主義」或「選擇性多元文化」。
  • 五、結論與建議:台灣並非純粹的熔爐,也不是完整的多元文化國家,而是依族群類別分層給付權利的體制。建議逐步鬆綁轉換雇主與家庭團聚限制、建立反歧視法制、保障移工組織權,並把移工納入社區照顧與文化政策,使多元文化主義由修辭走向制度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