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15年 高考三級 經建行政 公共經濟學考古題
民國115年 高考三級 經建行政 公共經濟學收錄考選部官方試題，共 4 題可線上瀏覽，考選部未公告本科目答案。
題目與答案
近年來許多國家積極推動碳稅（Carbon Tax）與碳交易制度（Cap-and-
Trade System）以因應氣候變遷問題。請比較兩種政策工具在資源分配效
率、政府稅收以及不確定性下政策優劣之差異。（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政策工具性質與共同目標：碳稅（carbon tax）屬價格工具（price instrument），政府對每單位排放訂定固定稅率，由市場決定減量數量；碳交易（cap-and-trade）屬數量工具（quantity instrument），政府設定排放總量上限（cap），再由市場交易排放許可（allowance）形成碳價。兩者同為將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內部化（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使邊際減量成本等於碳價以矯正市場失靈，差別在於政府控制的是「價格」還是「數量」。
- 二、資源分配效率：在完全資訊且無交易成本下，若總量上限設定等於最適排放量，兩種工具可達相同的靜態效率，均滿足邊際減量成本等於邊際社會損失。碳交易具「減量成本異質性」優勢，成本低者多減、成本高者購買許可，能以最低總成本達成減量；碳稅亦有此效果，惟廠商須自行判斷是否值得減量。若存在交易成本、市場力或碳權初始分配扭曲，交易市場可能出現價格操縱與流動性不足，效率受損。
- 三、政府稅收與財政效果：碳稅直接創造穩定稅收，可用於雙重紅利（double dividend）——降低其他扭曲性租稅（如所得稅、營業稅）或補貼受影響家戶，亦可成立基金減輕分配衝擊。碳交易若採拍賣（auction）同樣可創造收入，但若採免費核配（grandfathering）則收入為零，且可能形成「碳權租金」由廠商取得，衍生核配公平性爭議；此外碳價波動會使拍賣收入不確定。
- 四、不確定性下的優劣：Weitzman（1974）「價格vs數量」定理指出，若邊際減量成本曲線較邊際社會損失曲線陡峭，數量工具較優（超額減量的成本風險大）；反之若成本曲線較平坦、傷害曲線較陡（如氣候變遷之不可逆臨界點），則價格工具（碳稅）較優，可避免成本失控。碳稅提供價格確定性、投資誘因明確；碳交易使總量確定，但價格波動大，廠商投資決策之不確定性較高。
- 五、制度設計與建議：實務多採混合（hybrid）設計，如設定碳價下限（price floor）與上限（safety valve），或搭配市場穩定準備（market stability reserve）吸收過剩許可。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已納入碳費制度並保留總量管制與交易（ETS）之法源。政策選擇應考量減量目標之迫切性、成本資訊之不確定性、產業競爭力與分配正義，並以稅收用途與配套（社會福利、綠能投資）降低政治阻力。
政府提供失業保險（Unemployment Insurance）可以改善失業者的生活保
障，但也可能產生道德風險（moral hazard）。請試述失業保險中的道德
風險問題，我國之失業保險（即失業給付）制度，以及我國制度之缺點。
（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失業保險的功能與道德風險之意義：失業保險（unemployment insurance, UI）屬社會保險，透過強制投保與風險分攤，於非自願失業時提供所得替代，維持失業者基本生活、避免貧窮陷阱並促進勞動市場搜尋。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指保險改變被保險人行為誘因：因失業成本部分由保險承擔，被保險人可能降低求職努力、延長失業期間、提高保留工資（reservation wage），或廠商因有補貼而較易裁員，使失業風險與給付支出高於無保險情形。
- 二、失業保險道德風險的具體型態：（1）事前道德風險——就業選擇與努力程度下降，較易接受易被裁員之工作；（2）事後道德風險——請領期間不積極求職、拒絕推介工作、隱匿兼職收入；（3）雇主端——季節性裁員或反覆資遣（repeat layoffs）以規避人事成本；（4）資格造假——將自願離職包裝成非自願離職。文獻上多以「給付水準越高、給付期間越長，失業期間越長」證實，即所謂失業久懸（duration dependence）。
- 三、我國失業給付制度要點：依《就業保險法》，年滿15歲以上、未滿65歲之受僱勞工強制加保；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14日內未能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者，按月發給失業給付。給付標準為平均月投保薪資60%，扶養眷屬可加給（每1人加10%、最多20%），最長6個月，年滿45歲或身心障礙者可延長至9個月；另有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 四、我國制度之缺點：（1）給付替代率與期間偏低，難以維持基本生活，對中高齡、低薪者保障不足；（2）年資門檻與非自願離職要件嚴格，部分工時、派遣、平台工作者及初次尋職者難以涵蓋；（3）缺乏部分失業給付與短時工作（short-time work）機制，景氣衰退時易直接走向失業；（4）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量能及媒合品質不足，求職證明流於形式，道德風險防制有限；（5）費率偏低、財源單一，景氣反轉時基金財務壓力大；（6）與社會救助、勞工退休金等制度銜接不足，請領者再就業後薪資低落。
某國政府發現房價持續上漲，擬採取提高財產稅（property tax）或提高
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請從租稅歸宿（tax incidence）角度分
析兩種租稅可能由誰負擔，並試述何種政策較有助於抑制投機需求。
（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租稅歸宿的基本原理：租稅歸宿（tax incidence）分析法定納稅義務人與實際經濟負擔者之分離，分為法定歸宿、經濟歸宿（含前轉、後轉）與最終歸宿。依彈性法則，稅負主要由供給或需求彈性較小（較無迴避能力）的一方負擔；供給完全無彈性時全由供給者負擔，需求完全無彈性時全由需求者負擔。不動產市場短期供給彈性低、土地供給近乎固定，故持有稅的負擔多落在地主與屋主。
- 二、提高財產稅（持有稅）之歸宿：我國財產稅包括地價稅、房屋稅（含囤房差別稅率）與土地增值稅。提高持有稅使持有成本上升，短期內因供給固定，稅負主要資本化（tax capitalization）到資產價格，由現有所有者承擔，房價、地價下跌；長期則部分前轉至租金（由房客負擔）、部分後轉至地主。若稅基貼近市價，資本化效果明顯；但我國房屋評定現值與公告地價長期偏低，實質稅率低，效果被稀釋。
- 三、提高資本利得稅之歸宿：資本利得稅（如房地合一稅）於交易實現時課徵。短期內若買方需求缺乏彈性（自住剛性需求、供給有限），賣方可將部分稅負前轉至售價；若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則由賣方吸收，表現在議價與交易量下降。長期而言，資本利得稅具有鎖住效果（lock-in effect），持有人為規避稅負延後出售，反使供給減少、價格支撐更強。
- 四、何者較有助抑制投機需求：持有稅（財產稅）較有效。理由：（1）持有稅是「持有成本」，每年課徵，持續侵蝕投機者預期報酬與現金流，無法藉時間遞延規避；（2）可採累進或差別稅率（多屋高稅率），精準打擊囤房投機；（3）資本利得稅僅於出售時課徵，投機者可延後交易或轉嫁，短期高稅率易造成閉鎖、供給緊縮，反而推升價格。惟持有稅須以核實稅基（實價登錄、實價課稅）為前提，並注意其轉嫁至租金對承租者之衝擊。
- 五、政策建議與限制：應以持有稅為主軸，搭配資本利得稅（短期交易高稅率）、選擇性信用管制（貸款成數、寬限期）與住宅政策（社會住宅、租屋市場透明化）。並須評估稅負轉嫁、地方財政依賴財產稅、政治阻力與房價下跌對金融穩定之影響，採循序漸進、配套補貼方式推動。
考慮由兩位消費者所組成之經濟體中提供某項純公共財G。兩位消費者
對公共財之邊際效益函數分別為MBA = 120 − 2G 以及MBB = 80 − G。
公共財之成本函數為C(G) = 90G + α G² /2，其中α > 0 為成本參數。政
府希望透過Lindahl 機制決定公共財供給量及個人分攤比例，但無法直
接觀察個人真實偏好，只能依賴消費者自行申報其邊際效益函數。請推
導社會最適公共財數量，及分析Lindahl 均衡存在時之公共財數量與成
本分攤方式，並論述此Lindahl 機制在現實社會運作之限制。（25 分）
參考解答（AI 生成，非官方）
- 一、最適公共財之條件（Samuelson condition）：純公共財具非敵對性與非排他性，最適供給須滿足「社會邊際效益等於邊際成本」，即 ΣMB_i = MC(G)。由題目：MSB = MBA + MBB = (120 − 2G) + (80 − G) = 200 − 3G；成本 C(G) = 90G + αG²/2，故 MC(G) = dC/dG = 90 + αG。
- 二、社會最適數量之推導：令 200 − 3G = 90 + αG，得 110 = (3 + α)G，故 G* = 110/(3 + α)。因 α > 0，G* 恆為正且小於 110/3 ≈ 36.67；又 MSB(0) = 200 > MC(0) = 90，故最適解為內解，無角解問題。例如 α = 1 時 G* = 27.5，MC = 90 + 27.5 = 117.5，恰等於 MSB = 200 − 82.5 = 117.5，可驗算正確。
- 三、Lindahl 均衡之數量與分攤：Lindahl 均衡係對每位消費者設定個人化價格 p_i，使其依自身邊際效益付費，並滿足 p_A + p_B = MC(G) 及 p_i = MB_i(G)。令 p_A = 120 − 2G、p_B = 80 − G，相加得 200 − 3G = 90 + αG，與 Samuelson 條件完全相同，故 Lindahl 數量亦為 G* = 110/(3 + α)，與最適數量一致（此即 Lindahl 均衡的效率性）。分攤比例為 s_A = p_A/(p_A + p_B) = (120 − 2G*)/MC(G*)、s_B = (80 − G*)/MC(G*)。
- 四、數值示例與成本分攤：以 α = 1 為例，G* = 27.5，p_A = 120 − 55 = 65，p_B = 80 − 27.5 = 52.5，總價格 = 117.5，故 s_A = 65/117.5 ≈ 55.3%、s_B ≈ 44.7%。一般 α 下，p_A = 120 − 220/(3 + α)、p_B = 80 − 110/(3 + α)；因 G* < 36.67，故 p_A > 46.7、p_B > 43.3，兩者皆為正，邊際效益較高者（A）分攤較高比例，符合受益原則（benefit principle）。若 α 極大，G* 趨近 0。
- 五、Lindahl 機制之現實限制：（1）偏好無法觀察，須依賴自願申報，但公共財非排他，消費者有低報邊際效益以降低分攤價格的誘因（free-rider problem），誠實申報並非優勢策略，機制不具誘因相容性（incentive compatibility）；（2）Lindahl 價格因人而異，實務上難以執行差別取價，且有公平性爭議；（3）需求顯示機制（如 Clarke-Groves）雖可誘因相容，但複雜且須處理預算平衡；（4）人數眾多時交易成本高、偏好加總困難，且可能存在多重均衡或不存在均衡；（5）大型經濟體中個人對總量影響微小，揭示偏好之誘因更弱，故實務多以投票、成本效益分析與受益者付費等次佳（second-best）方式替代。